提起建国前三十年的农村，老辈人唠起那时的日子，总能从炕头翻出一堆故事。大伙儿都觉着那年头河里鱼老鼻子了，站在岸边拿箩筐都能舀上几条，可偏偏饭桌上就是见不着腥味。
不少人寻思，是不是那时候的人嘴不刁，或者压根儿就不认识那是好东西？这就把事儿想简单了。并非河里没鱼，也不是庄稼人不会抓鱼，真正把这口肉挡在锅外的，是灶坑里那点金贵的柴火。
那时候，一家老小的肚子能不能填饱，全看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可这口粮从生米变成熟饭，得烧掉成堆的柴草。
为了省下几根苞米秆子，家家户户只能算计着做最省火的饭，费火费油的炖鱼，自然就成了稀罕玩意儿。透过这袅袅炊烟往回瞅，那段不咋吃鱼的岁月，其实藏着农村能源匮乏的硬核真相。
那年头农民家里极少吃鱼，头一个拦路虎就是肚子里没油水，架不住鱼腥味儿。如今的鱼，讲究个清淡鲜甜，因为现在炖条鱼恨不得倒半瓶油进去，最后还得淋一勺明油提亮。
可计划经济那会儿，城里人吃油都得攥着票证，每人每月就那么几两定量，农村没有商品粮供应，全凭生产队年终决分那几斤棉籽油或者豆油。
不少人家那点油，得拿筷子头蘸着点在菜里借个味儿，想用大油猛火去煎鱼，那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
鱼这东西，缺少了油脂调和的环节，土腥气就冒出来了，做熟了吃着也是干巴巴、腥咧咧的，完全不顶饱。
一般家里熬菜，扔几块土豆子、大白菜帮子，用大粒盐咕嘟咕嘟炖一锅，虽然谈不上多好吃，可没有怪味，还能实实在在填满肚子。
在那菜里不见油花的日月里，做一顿费油又不出数的鱼，远不如熬一锅土豆白菜来得实惠。
拦在饭桌前的第二层难处，是灶坑里烧的那几根柴火。现在拧开煤气灶，想咋咕嘟就咋咕嘟，对“费火”这两个字完全没概念。可在当时的东北乡下，地里的秸秆那可是宝贝疙瘩。
那时候化肥工业还没影儿呢，牲口吃的草料、沤肥还田的原料，全都指望着这几根苞米秆子、稻草，分到各户手里当柴烧的部分是有严格定量的。
鱼肉的纤维短，嫩是嫩，就是怎么煮也不烂糊，夹起来是一瓣一瓣的，要想把它焖熟并且去掉那股生水味儿，可比熬粥费时多了。
可是烧大锅底下的火不等人啊，那点有限的柴草，家庭主妇得算计着烧，要保证一大家子的饭食做熟，还得顺带把炕烧热乎。
把一大堆柴火浪费在一锅迟迟不肯软烂的鱼身上，这种事儿在精打细算的当家人看来，纯粹是不过日子。通常大伙儿只能挑那种急火就能催熟的菜，或者干脆是连汤带水、饭和菜一锅出的做法。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当时物资系统的导向作用了。在统购统销的时代背景下，哪怕是河沟子里野生的鱼，捕捞上来也是具有商品属性的物资。
靠近大型水域的国营渔场，捕捞量是有计划和任务的，那些捕捞上来的渔获物，并非就地分给附近村屯的老百姓，而是作为商品被统一收购，调往城里的大菜场或者单位食堂，以保障工人的副食供应。
偶尔有剩下的杂鱼或者个头太小的，流通到公社供销社的柜台上，也是很快被有门路的或者有现金余钱的人家买走。
对于绝大多数靠工分吃饭、年底才能见到几个现钱的庄稼汉来说，兜里根本掏不出那份买闲钱吃河鲜。
于是哪怕房前屋后就有大水泡子，那水里的活物跟庄稼院的饭锅，隔着的是一整套严密的调配壁垒。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农村的日常生活处处体现着一种朴素的生存算计。一条大鲤鱼，搁现在是好东西，可那时在庄户人眼里，它不是单纯的肉食，它是一个需要耗费宝贵油脂和大量柴草才能转化的复杂工程。
拿不多的豆油去煎它，还要添上大半捆柴火去炖，最后出那么点肉，既不能当饭吃，又填不饱干活人的肚子，这笔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账，怎么算都是亏本的。
所以当年的农家主妇，都练就了一手快火做饭的本事，用最少的资源保证一家人能有热量撑过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口黝黑的大铁锅里常年不变的，只能是粗粮、酸菜和盐水。
正因如此，餐桌上的缺席并不能责怪任何一方的短视，它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为了应对资源紧张而做出的饮食让步。当吃的每一口饭都要掂量着背后的柴火时，如何活着总比如何吃好显得更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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