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大别山腹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离开指挥岗位，回黄陂老家处理一桩压在心头多年的血仇。
战事正紧，部队刚刚进入大别山，任何个人行动都必须服从全局安排。杜义德却坚持说明原委。他要找的，不是普通对手，而是当年杀害父亲、屠杀赤卫队员和革命家属的还乡团。
邓小平没有立即答应。
在革命队伍里，私人仇恨不能凌驾于军令之上。若人人都借战事报仇，部队就会失去纪律，群众也可能受到牵连。这个道理，杜义德非常清楚。正因为清楚，他才没有擅自行动，而是郑重地向上级请示。
杜义德出生于1912年，家在湖北黄陂木兰山区。那里山多地瘠，贫苦农民终年劳作，却常常填不饱肚子。杜义德的父亲省吃俭用，送他进私塾读过一段时间，希望儿子将来能有条出路。
但读书并没有改变家庭处境。年幼的杜义德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到武汉当学徒。店里的活计繁重，伙计地位低下，挨骂挨打是常有的事。那段经历让他很早就明白，穷人若没有力量，连最基本的尊严也很难保住。
1927年前后，革命力量进入黄陂山区，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相继建立。杜义德参加了当地的革命活动，负责宣传、联络，也熟悉山间道路和各村情况。他年纪不大，行动却很果断，逐渐成了当地赤卫队中的骨干。
局面很快发生变化。
地方反动势力与地主武装勾连，组成还乡团，对参加农民运动的人展开报复。赤卫队员被抓，革命家属遭到盘问，许多普通乡亲也被牵连。杜义德的好友杜娃子，就是在一次寻找红军的途中被捕遇害的。
这件事给杜义德的打击很大。他没有退缩，转而参加红军，后来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战士。凭着熟悉地形、敢打敢拼的特点，他多次带人袭扰敌方据点，逐渐引起了还乡团的注意。
敌人抓不到杜义德，便把目光转向他的家人。
一天，还乡团闯进杜家，将杜义德的父亲抓走，押到县城关押。他们逼老人交代儿子的行踪，甚至试图拿亲情做诱饵，把杜义德引出来。老人始终没有松口。
“我不知道，也不会说。”
这句话，老人反复说过多次。遭到毒打后，他仍旧拒绝合作。敌人没有得到想要的消息，便将老人杀害。杜义德获悉父亲遇害时，已经身在队伍之中。那一刻，他既悲痛又愤怒，却不能带兵私自回乡。
革命队伍有严格纪律。杜义德把这笔账记在心里，把怒火压进战斗里。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不断成长，从基层干部逐步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员。到1947年，他已担任第六纵队政委，与王近山等将领并肩作战。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部队进入了杜义德熟悉的区域。山村、河沟、道路，许多地方都留着他少年时代的记忆，也埋着父亲和战友遇害的旧案。更重要的是，当地百姓对还乡团的积怨极深，许多家庭都有人被杀或被迫逃亡。
杜义德向邓小平汇报时，讲的并不只是自家遭遇。他说明了还乡团在当地制造的连续暴行，也说明了这股武装仍在危害群众。邓小平听完后，考虑到行动的军事价值和群众基础，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据相关回忆，这次行动还获得了一挺机枪的加强。邓小平对杜义德提出的要求很明确：目标要查清，行动要迅速，不得伤害无辜，更不能把部队变成泄私愤的工具。
杜义德带领小分队返回家乡后，先通过地方干部和群众摸清了还乡团的活动范围。没有贸然出击，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声张。等到敌方人员集中、警戒松懈时，部队突然展开包围。
机枪火力压住了还乡团的主要据点，突击队从几个方向同时推进。那些长期依靠威胁百姓维持统治的武装，真正面对正规部队时很快失去抵抗能力。一部分人试图逃窜，沿途被截住；负隅顽抗者则被迅速击溃。
战斗结束后，这股还乡团基本被消灭，伤害过革命群众的骨干分子受到惩处。关于具体人数，后来流传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歼灭上百名反动武装人员”的数字，成为这场行动最常被提及的记载。对杜义德而言，那不是一次单纯的家仇清算，而是一次经过批准、纳入大别山斗争全局的军事行动。
父亲遇害多年后，杜义德终于回到了故乡，却没有停留太久。部队还有新的任务，山里的战事也远未结束。他把缴获和处理情况交给地方组织，随后重新返回部队，继续投入大别山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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