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真的自由开放吗？坊市分隔、夜禁鼓响人绝，远行需办审批过所|唐律疏议|唐朝|坊市|夜禁|官府|过所|长安城

我们从小在课本里读到的唐朝，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黄金时代。诗人们纵马长安，胡商云集西市，李白斗酒诗百篇，丝绸之路驼铃阵阵——这些画面构成了我们对盛唐的全部想象。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帝王的宫殿和诗人的酒宴移开，投向长安城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被高墙分割、被鼓声约束、被文书管控的城市，与现代人理解的“自由”相去甚远。

坊市制、夜禁制与过所制，三套制度环环相扣，分别从空间、时间和出行三个维度，将唐代城市居民牢牢置于政府的管控之下。这不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时代，而是一个以礼制为名、以法律为器、以强制力为后盾的管控时代。

坊市制：被高墙切割的城市空间

不要以为临街开店、自由摆摊是自古皆然的事情。在唐代，城市的基本形态是“坊市制”——将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分隔开来，各不混杂。这一制度兴起于北魏，鼎盛于隋唐，是古代政府严格按照礼制、运用权力人为塑造政治型城市形态的产物。北魏的洛阳城、唐朝的长安城，都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

唐代长安城的格局，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棋盘。整个城市被方方正正的城墙包围，政府将城墙内部切割成若干个工整的方块，其中大部分作为居民区，称为“坊”；个别划为商业区，称为“市”。整个长安城共有一百零八坊和东西二市，分布在城市主干道朱雀大道的两侧。每个坊的四周都修建了围墙，与外面的大街大道相隔离，坊内居民严禁翻墙出入。

《唐律疏议》对此有明确规定：“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从沟渎内出入者，与越罪同。越而未过，减一等。”翻越坊墙要挨七十大板，从下水道爬进爬出同样论罪，哪怕只是翻了但没翻过去，也要减一等处罚。政府还严禁居民破坏坊墙：“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坊墙若倒塌，政府会要求坊内居民及时修复：“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

坊的内部结构同样高度规范化。各个坊内建有十字形街道，将坊划分为四个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田”字；“田”字内的四个区域又各建十字形的巷、曲，如同一个小“田”字。一个坊就这样被细分为十六个居住点，居民住宅分布其间。按照北魏至隋唐的礼制，里坊还实行“四民异居”的隔离居住制度，不同身份的居民被安排在不同的坊内居住，士农工商各居其所，不得混处。

商业活动同样被严格圈定在“市”的范围之内。长安居民想买点什么，必须专门跑到东市或西市。市也是一个封闭空间，有高墙包围，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据制度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中午击鼓三百声开市，日落前七刻击钲三百声散市，散市后立即关闭市门。甚至市中百货的价格，也由政府委任的“市令”来决定，商贾不得自由定价。

唐朝诗人白居易曾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两句诗常被用来赞美长安城的壮美气象，但若换一个角度看，只有完全依靠人为规划并以强力维持，才能保持这样的城市形态。任何自发“生长”的城市，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坊市制对临街经商的禁令执行得极为严厉。隋文帝驾幸汴州（开封）时，“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便任命能吏令狐熙为汴州刺史。令狐熙上任后着手整顿城市：“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向街开门、临街开铺的行为，在坊市制下是明令禁止的。令狐熙整顿之后，“人逐令归本……令行禁止，称为良政”。

夜禁制：被鼓声切割的城市时间

如果说坊市制是对市民活动空间的限制，那么与之配套的夜禁制，则是对市民活动时间的限制。两项制度以街鼓为同一触发机制，共同塑造了中世纪城市的井然有序。

唐朝实行极为严格的夜禁制度。每日入夜之后，长安城的街鼓响起，城门与坊门准时关闭。据制度规定：“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捶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捶，坊门皆闭，禁人行。”所有居民都被限制在各自的坊内，不准上街走动，坊外街道实行严格的宵禁。

你如果偷偷溜出坊外的大街，即为“犯夜”。按《唐律疏议》的规定：“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犯夜者要挨二十大板，只有在“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的紧急情况下，犯夜行为才可以免于追究。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事，街铺之人不得许过。”即便有紧急事需要夜行，也必须持有官府批准通行的“公验”，否则会被巡夜的金吾兵当场扣留。

为了向居民晓示夜禁时间，唐朝政府采纳了官员马周的建议，在长安城设置街鼓，以鼓声宣告夜禁的开始。“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冬冬’，公私便焉。”于是，街鼓敲响之后的长安城，顿时陷入一片死寂。正如当时一首诗所描述的那样：“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

习惯了逛夜市、吃宵夜的现代人，如果穿越到唐代长安，恐怕连夜晚出门吃碗面都做不到。没有官府批文，天一黑就只能困在坊墙之内，直到第二天清晨街鼓再次响起。

过所制：被文书管控的远行自由

即便你想离开长安城出趟远门，也并非抬脚就走那么简单。唐代还有另一项限制市民长距离活动的制度：市民与商人如果要出远门、进出关津，需要事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这一通行证叫做“过所”。

过所之制始见于汉代，魏晋南北朝相沿，至唐朝时最为完备。唐时过所的申请程序非常繁复：首先，申请人要找好担保人，向户籍所在地的里正证明出行的目的和时限，请里正向县政府呈牒申报。县政府收到申办过所的文牒之后，要对申请人进行严格审查——凡服力役期限未满或犯罪之人，不得申请过所。“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皆不合辄给过所。”

审查通过之后，县政府再呈牒送州政府的户曹审批。户曹逐项核查无误，才会给申请人发放过所。过所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随身携带，一份存档备查。过所上面详细写明以下六项内容：第一，出行人的姓名、年龄、身份和籍贯；第二，随行人员（如亲属、奴婢）的姓名、年龄、籍贯和数目；第三，携带物品（如牲口）的名称、特征与数目；第四，出行的时间和目的地；第五，担保人是谁；第六，离乡后本户的赋役由谁代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