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的班，我到现在都记得。中午食堂的饭没吃完，护士站的电话就响了。急诊说有个病人要转上来，21岁，发烧一周，喉咙痛得咽不下东西，在下面按扁桃体炎治了几天，一点没好转。

我放下电话，跟张医生说了一声。张医生正在看另一个病人的化验单，头也没抬：“让他们直接送抢救室，我先看看。”

十分钟后，平车推进来。上面躺着一个瘦得脱相的男孩，脸白得像纸，嘴唇干裂，眼睛半睁着。他妈妈跟在旁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矿泉水瓶和病历本。

男孩叫陈默，21岁，在本地一所职业学院读大三。他妈妈说，一周前他开始嗓子疼，以为是感冒，去社区医院开了消炎药，越吃越严重，后来连水都咽不下去。昨天开始发烧，烧到39度多，人都有点糊涂了。

张医生戴上手套，拿压舌板：“张嘴，啊——”

陈默张开嘴。我站在旁边，一眼就看到了。他口腔两侧、上颚，全是白色的膜状物，像豆腐渣一样糊在黏膜上，有的地方已经破溃出血。张医生的眉头皱了一下，又很快松开。

“先抽血，查个血常规，再查个HIV。”张医生的声音很平稳。

陈默的妈妈愣了一下：“查那个干什么？他就是喉咙发炎。”

张医生没直接回答，只说：“阿姨，您先在外面等一会儿，我们给他做个检查。”

妈妈被护士请了出去。门关上后，张医生低声对我说：“高度怀疑。你注意防护。”

我点点头。手套、口罩、护目镜，一样没少。

抽血的时候，陈默一直看着我。他的眼睛很大，眼窝深陷，里面全是恐惧。我安慰他：“别紧张，就是常规检查。”

他张了张嘴，嗓子哑得几乎听不见：“姐，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

我没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两个小时后，初筛结果出来了。阳性。

张医生让我把陈默的妈妈请到办公室，同时通知了疾控中心。我站在走廊里，听见办公室里传来压抑的哭声。陈默的妈妈出来时，眼睛红肿，手里攥着纸巾，看见我，嘴唇哆嗦着问：“护士，这病……是不是治不好？”

我扶她坐下，说：“阿姨，现在有药，能控制。”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他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他怎么能得这种病……他以后怎么办？”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没喝，只是反复问：“别人会知道吗？邻居会知道吗？”

我说：“我们会保护隐私的。”

她不再说话，只是哭。

陈默被安排进了单人病房。我进去给他换药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见我进来，他把脸转过去。

“陈默，我给你测个体温。”

他没动。我走过去，把体温计放在他腋下。他突然开口：“姐，你告诉我实话，我是不是艾滋病？”

我顿了一下。按照流程，确诊结果应该由医生告知。但张医生正在和疾控沟通，还没正式通知他。我想了想，说：“等医生来跟你说。”

他笑了一下，那笑比哭还难看：“我猜到了。我查过。CD4那么低，喉咙又这样……我在网上看过。”

我没接话。他继续说：“就一次。半年前，在酒吧认识一个人，没戴套。我以为没事。我身体一直很好。”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我以为没事。”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什么。

那天晚上，陈默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和抗真菌治疗。药片很大，他咽不下去，卡在喉咙里，干呕了半天。我给他倒了温水，他摆摆手，自己硬吞了下去。

第二天，张医生正式和他谈了话。我在旁边记录。张医生说了治疗方案、注意事项、随访要求。陈默听得很认真，最后问了一句：“我还能活多久？”

张医生说：“只要你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陈默沉默了一会儿：“那我能活到三十岁吗？”

张医生看着他：“能。”

陈默没再问。

陈默的妈妈每天来送饭。她不会坐电梯，每次都是爬楼梯上五楼，拎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小米粥、蒸蛋、鱼汤。陈默喉咙痛，吃不下，她就一勺一勺吹凉了喂。陈默有时候不耐烦，把脸扭开。她也不生气，把勺子放下，坐在床边搓手。

有一天，陈默让我帮他打个电话。他给了一个号码，说：“姐，你帮我打给小雨。就说……就说我生病了，让她来查一下。”

小雨是他前女友，分手半年了。电话打通后，我简单说了情况。那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明天来。”

第二天小雨来了。一个很瘦的女孩，扎着马尾，眼睛红红的。我带她去抽血。等结果的时候，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双手绞在一起。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没喝。

结果出来，阴性。

她看了一眼化验单，突然站起来，走到楼梯间，蹲在地上哭了。我跟过去，听见她边哭边说：“我们分手半年了，他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他早干嘛去了？”

我没法回答。陈默在病房里，拿着手机，一遍一遍地打字，又删掉。最后他发了一条：“对不起。”

小雨没有回。

病房里还有一个老病人，刘叔，五十多岁，艾滋病携带者，吃药吃了十年。他每天精神很好，早上在走廊打太极，下午看电视剧。他看见陈默整天躺着不说话，就端着凳子坐到他床边。

“小伙子，别丧气。我十年前比你严重多了，现在不也好好的？”

陈默看了他一眼：“你不恨吗？”

刘叔想了想：“恨过。恨传染给我的人。后来想通了，恨没用。把药吃好，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陈默没说话，但那天晚上，他把药盒拿在手里，看了很久。

住院第五天，陈默的病情突然恶化。夜里两点，他高烧到39度8，呼吸急促，血氧掉到90以下。我赶紧叫张医生。张医生跑过来，看了看监护仪，说：“准备转ICU。”

陈默的妈妈在走廊里追着推床跑，拖鞋跑掉了一只。她捡起来，光着一只脚，一直跟到ICU门口。门关上后，她靠在墙上，慢慢滑坐到地上。

ICU不让家属进。我轮班进去的时候，陈默插着管子，不能说话。他看见我，眼睛动了动。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烫。他在床头柜上摸到一支笔和一张纸，歪歪扭扭地写：别告诉我妈我哭了。

我点点头，把纸折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

三天后，陈默转回了普通病房。他瘦了一圈，但精神好了一些。他妈妈熬了小米粥，一勺一勺喂他。他边吃边掉眼泪，粥顺着下巴流下来，他妈妈用袖子给他擦。

“妈，对不起。”他说。

他妈妈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喂：“别说这些，把身体养好。”

陈默出院那天，是个晴天。张医生开了药，一大包，有抗病毒的，有抗真菌的，还有护肝的。他妈妈把药盒一个个装进包里，数了一遍又一遍。

我送他们到电梯口。陈默戴着口罩，回头看了我一眼：“姐，谢谢你。”

我说：“按时吃药，定期复查。”

他点点头。电梯门关上。

我站在那儿，想起他刚来时的样子。喉咙里全是白膜，连水都咽不下去。那时候他问我，他是不是快死了。

后来我随访过几次。陈默按时拿药，病毒载量检测不到，CD4慢慢升到了200多。他毕业了，在一家物流公司做文员。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他，他在发传单，戴着口罩，动作很快。他没有认出我。

我没上去打招呼。我想，他大概只想做个普通人。

我们科室每年都会接几个这样的病人。年轻的，年老的，有钱的，没钱的。有的人哭着求我们救他，有的人一声不吭地吃药。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在确诊之前，他们都觉得自己不会得病。

陈默喉咙里的白膜，在医学上叫念珠菌感染。正常人很少得，只有在免疫力极度低下的时候才会出现。CD4低于90，意味着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他来得太晚，但还算幸运。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他没有来，如果社区医院继续给他开消炎药，会怎么样。我不敢想。

张医生每次接诊新病人，都会说一句话：“这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和侥幸。”

我记住了。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