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宿西地区斜西区，县委作出决定：各区都要建立一支精干的武工队。此时的敌后斗争，已经不只是大部队之间的正面交锋，日伪军不断据点化、网格化，乡村里的情报、交通和人心，都成了争夺对象。
武工队的出现，正是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早在1942年，晋察冀根据地便开始试行这一武装形式。队伍人数不多，通常二三十人，却要求行动快、情况熟、能隐蔽，还要能够独立完成任务。
斜西区武工队的骨干，主要来自原股北区区队。原先担任小组长、班长的人，被挑选出来重新编组。他们既要有政治觉悟，也要有射击、侦察和夜间行动的本领。人少，反而更考验每个人的担当。
这支队伍的装备，有着鲜明的敌后作战特点。每人配马枪一杆，所谓马枪，就是枪身较短、便于骑乘和携带的步枪。马枪不足时，便用中正式步枪或捷克式步枪补充，长短枪混用，是当时地方武装常见的情况。
更引人注意的是，每人还配有盒子枪一支、匕首一把、手雷两枚，并备子弹六十发。盒子枪适合近距离突然射击，匕首或刺刀用于贴身搏斗，手雷则可在突袭据点、冲散敌群时发挥作用。
这些武器并非都能从上级一次配齐。很大一部分装备，来自缴获日伪军，也有一部分由县委、区委设法筹集。盒子枪尤其紧缺，一些区乡干部手中的配枪，也被动员交给武工队使用。
有干部舍不得交枪，并不奇怪。盒子枪体积小，关键时刻能自卫，也能震慑敌伪。区委书记便劝说道：“好枪集中起来，才能用在最要紧的地方。”他还答应暂时拿出自己的左轮手枪，等战斗结束再归还。几番工作后，武器终于集中起来。
武工队的任务，不能简单理解为“打几枪就走”。他们要潜入敌占区，摸清据点和人员情况，传递消息，发动群众，还要查找特务、惩治汉奸。许多行动表面看是一次抓捕，背后牵动的却是一个村庄的态度。
闵贤村黄保长的事情，便是其中一例。此人依仗亲属在夹沟伪据点任职，曾向日军报告新四军行踪，造成地方干部伤亡。县委曹书记夫妇和岳母被捕，曹书记后来被押往宿县城东关日军兵营，牺牲于那里。
武工队接到任务后，挑选十多名队员连夜出动。队伍先布置警戒，再进入村中将黄保长控制。面对审问，他承认相关事情，却仍叫嚣新四军不敢把他怎样。随后，武工队将其处决，并把首级悬挂在村头大槐树上，以震慑继续替日伪办事的人。
这一行动带来的影响，很快传开。附近一些保长开始托人联系武工队，声称自己只是表面应付日军，愿意暗中听从安排。话里或许有试探，也有自保，但敌伪在乡村中的威信确实受到冲击。
还有一次，几名队员夜间到俺庄侦察。天黑后尚未进食，他们找到一户地主家，请对方做饭。那户人家的主人兼任保长，自恃有些势力，推说已经睡下，不肯生火。队员只好转到中农家中，吃了一顿简单饭。
饭后，队员把这名保长带走询问。他这才慌了，连忙解释自己没有通敌，又找人作保，表示愿意支持新四军。经过核实和训诫，武工队将他释放。这件小事说明，武工队不仅靠枪，还靠对地方关系的掌握来改变基层秩序。
1944年9月，地方部队在夹沟一带伏击伪军。一百多名伪军败退，逃进大五柳村收割后的稻田。斜西区武工队近三十人迅速赶到，利用地形截住退路，并鸣枪表明身份，要求对方放下武器。
伪军见退路被封，很快停止抵抗。此战缴获轻机枪三挺、杂式步枪近百支，武工队的装备因此得到补充。对于一支长期在敌后活动的队伍来说，这批武器不仅意味着战斗力增加，也意味着下一次行动有了更多周旋的本钱。
斜西区武工队的人数有限，承担的事情却很重。他们在据点之间穿行，在村庄中辨认敌情，把侦察、宣传、突袭和震慑结合在一起。马枪、盒子枪、匕首和手雷，构成了这支小队伍最直接的战斗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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