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上海一处秘密联络点内，李克农正在核对撤离名单。门外忽然传来轻微的敲门声，接着，一个衣衫破旧、面容憔悴的女人牵着两个孩子走了进来。她像是沿街乞讨的妇人，几名同志一时没有认出她。
李克农抬头看了一眼，整个人突然僵住。那不是陌生人，而是他的妻子赵瑛，以及两个已经失散多日的孩子。李克农快步上前，握住妻子的手，半晌只说出一句：“你受苦了。”
这场相认，背后并非普通的家庭团聚，而是一次险象环生的地下斗争。一个月前，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许多联络机关、交通线和潜伏人员，都处在暴露边缘。李克农一家，也被卷进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顾顺章早年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曾参加工人运动，在上海工人武装斗争中表现活跃。大革命失败后，凭借熟悉江湖人物、善于行动等特点，他参与了中央特科的工作，一度担任行动科负责人。
他确实做过一些重要工作，也在打击叛徒、保护组织方面发挥过作用。但问题同样明显。顾顺章缺少稳定的政治信念，办事常凭个人义气，生活作风也较为张扬。特科工作最忌抛头露面，他却偏偏喜欢展示自己。
1931年4月，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任务完成后，他没有立即返回上海，而是留在武汉，以“化广奇”的艺名登台表演魔术。此举很快引起注意，也给敌人留下了追查线索。
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审讯开始后，他没有表现出坚定抵抗，反而不断提出条件，试图以掌握的机密换取自身安全。他供出了武汉的交通机关，还声称能够帮助敌人搜捕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负责人。
消息传到南京后，恰好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当时在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工作，是中共中央隐蔽战线的重要人员。他立即判断，顾顺章掌握的情况十分危险，必须抢在敌人采取行动之前，把消息送到上海。
4月25日晚，钱壮飞安排刘杞夫连夜乘火车赶往上海。那时交通不便，情报传递全靠人员奔走，稍有耽搁，后果便不堪设想。李克农接到消息后，设法联系陈赓，并通过地下交通渠道，把顾顺章叛变的情况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随即部署紧急转移。陈云被调入中央特科，接替顾顺章留下的空缺，上海各处的机关、住址和交通关系也开始重新安排。李克农承担了大量通知工作，冒雨奔走，逐一提醒同志们撤离。
忙到最后，他忽然想起家中的妻子和孩子。可当他赶到住处附近时，弄堂周围已经布满军警。李克农不敢靠近，只能压低帽檐，从街角退开。此时他并不知道，赵瑛和两个孩子恰好外出买菜，已经避开了搜捕。
赵瑛返回途中听见警笛，看到弄堂口戒备森严，立刻意识到家中出了问题。她没有贸然回去，而是带着孩子躲进附近的市场。母子三人在那里藏了一天一夜，既不敢回家，也找不到原来的联络地点。
她明白，旧住处很可能已经被监视。可身上的钱越来越少，两个孩子又年幼，继续留在街头同样危险。赵瑛只能带着孩子辗转寻找熟人，靠着有限的记忆，试图找到一条安全的路。
有意思的是，赵瑛后来想起北四川路一带有人与李克农相识。她带着孩子走到那里时，恰好遇见地下工作人员宫乔岩。孩子认出了这位熟悉的长辈，喊了一声：“宫伯伯！”
宫乔岩回头后，看到蓬头垢面的母子三人，立即认出了赵瑛。他没有在街头多问，而是先把三人带到安全住处，再设法将消息转告周恩来。消息传到李克农那里时，这位长期从事隐蔽工作的人员终于得知，妻子和孩子还活着。
不久，在组织安排下，李克农与赵瑛见面。赵瑛带着两个孩子颠沛流离，李克农则在连续转移和善后工作中承受着巨大压力。相见时，他没有长篇叙说，只是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眼泪很快落了下来。
顾顺章叛变造成的危险，远不止一个人的失守。它迫使上海地下组织迅速改变工作方式，也让许多原本熟悉的联络关系被迫中断。钱壮飞及时送出的情报、周恩来的果断部署，以及赵瑛在危急关头的判断，共同使这场突袭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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