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春，南京，两江总督衙门里换了一块牌匾。曾国藩病逝后，朝廷以江苏巡抚何璟暂署两江总督。表面看，只是一次正常的人事递补，实际上，南京城里的一枚总督印，牵动着清廷、湘军、淮军以及东南士绅的多重利益。
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又兼南洋大臣，手中不仅有地方钱粮、军务和河防，还要处理上海等地的对外交涉。谁坐上这个位置，谁就拥有了影响东南局势的实力。也正因为分量太重，朝廷既想用能办事的人，又不愿让某一军事集团长期把持。
曾国藩在世时，这个矛盾暂时被他的威望压住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既是封疆大吏，又是湘军领袖，地方督抚和朝廷都承认他的特殊地位。可他一去世，原本依附于个人威望的平衡立刻松动，江督人选便成了各方角力的焦点。
何璟其实是一个颇符合朝廷设想的人物。他是进士出身，做过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也担任过山西、江苏巡抚，既熟悉地方政务，又不是湘军或淮军的核心人物。朝廷若想启用“外人”，他无疑比军中宿将更合适。
有意思的是，何璟并非没有机会转为实授。只是同年秋天，他因服丧离任，朝廷不得不另作安排。江苏巡抚张树声奉命暂署江督，随后山西巡抚李宗羲被急召入京。这个安排透露出一个信号：张树声可以救急，却未必能长期留下。
张树声是淮军重要人物，且籍贯回避问题也摆在那里。若让他正式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江督同时落入淮系之手，朝廷很难放心。因此，李宗羲被推到台前，既是对湘淮势力的牵制，也是对科甲官僚的一次尝试。
李宗羲与李鸿章同科，早年又在曾国藩麾下任职，两人并非毫无交情。可是，他长于文职，面对突发军务时缺少统筹大兵团和调动沿海资源的经验。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东南海防骤然紧张，江督必须同时处理军备、粮饷、外交和地方安定，这些要求很快暴露出他的短处。
有人曾私下议论：“江督看的是章法，还是手腕？”这句话虽未必出自正式奏章，却点中了关键。两江总督不是普通的省级文官，若没有军功、威望和能够调和各派的资历，单凭进士身份，很难压住地方局面。
李宗羲后来以病请退，未必只是身体原因。更准确地说，是他已经察觉到自己难以承受这个位置的压力。朝廷也从这次试用中明白，江督不能只看出身清正，还必须具备应对复杂军政局面的实际能力。
继任者刘坤一，正是湘军系统中的人物。他的资历和声望未必胜过左宗棠、曾国荃等老将，却比纯粹的科甲官员更能与军队和地方官场打交道。朝廷让他署理，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同时也避免立即把江督交给湘军最强势的代表。
当时，海防与塞防之争正激烈展开。李鸿章重视东南海防，左宗棠则主张集中力量经营新疆。两种战略取向相互碰撞，江督人选自然不能孤立决定。它既关系南京和上海的防务，也关系朝廷究竟把多大权力交给哪一派。
1875年，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朝廷终于找到一个相对稳妥的折中方案。沈葆桢有进士背景，又长期任地方大员；他与左宗棠、李鸿章都保持联系，却不完全依附任何一方。更重要的是，他曾与曾国藩发生过政见冲突，能够在两江形成新的制衡。
沈葆桢任内，处理洋务、海防和地方行政都有一定建树。他既没有公开挑战湘淮集团，也没有成为任何一家的传声筒。对清廷而言，这种“有根基而不失独立”的人物，才是江督最理想的状态。
所以，曾国藩之后两江总督屡有更替，并不只是个人能力高低的问题。这个职位本身就处在朝廷与湘淮势力的交界处：没有湘淮背景，往往缺乏军政威望；若完全属于湘淮一系，又容易引起朝廷戒备。能坐稳江督的人，必须既有科名与名望，又懂军务和洋务，还要在各派之间留出足够的回旋余地。沈葆桢的特殊之处，恰恰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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