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京城内的政治风向骤然变化，北伐军控制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地方实力派却没有立即消失。他们有的退守一省，有的盘踞数省，有的甚至凭借地形、财赋和军队，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民国时期所谓“地方王”，并不是正式官职，而是民众和舆论对地方军政强人的称呼。
这类人物最典型的共同点，不只是手里有兵，更在于能控制税收、交通和人事。谁掌握铁路，谁就能调兵；谁握住盐税和粮道，谁就有本钱扩军。表面看是军阀争地盘，背后其实是中央权力薄弱后，地方财政与武装彼此捆绑的结果。
东北王张作霖，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人。他早年起于绿林，后来借助奉天地方力量逐步坐大，形成奉系集团。进入民国后，东北三省成为他的根基，奉军不但兵力雄厚，还掌握铁路、兵工和较完整的行政体系。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的声势达到高峰。1927年，他在北京出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局中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害，张学良接掌奉系。此后，张学良被称为“少帅”，但他面对的已不是父亲在世时的局面。同年12月，东北易帜，奉系不再以独立姿态控制东北，“东北王”的时代也随之转折。
与东北相比，东南地区的优势在财赋。孙传芳控制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时，上海及长江下游的经济力量为其提供了较强支撑，因此被称为“东南王”。1925年前后，他是直系内部的重要人物，麾下军队规模可观，曾一度成为北伐军必须正面面对的强敌。
不过，富庶并不等于稳固。1926年北伐开始后，孙传芳在江西、浙江等地接连失利，势力迅速瓦解。地方集团一旦失去交通线和财政来源，原本庞大的军队很快便会陷入各自为战。
“西北王”冯玉祥的情况又不一样。西北地区地广人稀，财力有限，他却依靠整军、练兵和政治结盟，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西北军。冯玉祥多次在北方政局中扮演关键角色，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1926年五原誓师，均曾改变北方政治格局。
西北军的短处也十分明显：兵多地穷，补给困难，内部派系复杂。冯玉祥虽然声势很大，却始终没有建立稳定而充足的财政体系。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西北军受到重创，这个曾令各方忌惮的军事集团也逐步分化。
山西王阎锡山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没有频繁远征，也很少把山西变成大规模混战的主战场，而是利用山西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经营军队、财政、教育和工业。自1911年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到1949年离开太原，阎锡山在山西持续掌权近38年。
阎锡山的长处，不在于每次都能取胜，而在于善于保存实力。他常在各方势力之间周旋，既争取中央名义，又维护地方自主。有人评价他“保境安民”，也有人认为他把山西变成了个人势力范围。两种说法虽有差异，却都说明一个事实：山西是民国时期地方控制最稳定的区域之一。
西南地区的“云南王”先后换过几位主人。唐继尧依靠滇军崛起，曾把云南势力扩展到贵州等地，是第一代云南强人。1927年唐继尧失势后，龙云逐渐掌握云南军政。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又成为西南重要的交通和兵源地区。1945年龙云被迫离开云南，卢汉继任，因而民间又有“第二代”“第三代云南王”的说法。
广东的陈济棠，则被称为“南天王”。他原是粤军将领，后来逐步控制广东，凭借地方税收和相对独立的军政体系，与南京方面保持复杂关系。1936年，两广事变失败后，陈济棠离开广东。这个结局说明，地方强人即便拥有地盘，也很难长期脱离全国政治格局。
广西的变化更能体现军阀集团的更替。陆荣廷早年以旧桂系为基础掌握广西，因与张作霖的崛起经历相似，曾被称为“北张南陆”。后来李宗仁、白崇禧整合新桂系，陆荣廷逐渐失去优势。广西并非没有实力，而是旧集团在组织、军队和政治策略上被新集团超过。
湖南的“地方王”更换频繁，谭延闿、汤芗铭、赵恒惕、唐生智、何键等人都曾在不同阶段掌握湖南军政。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容易受到周边力量冲击。谁想长期坐稳湖南，往往必须同时处理中央、湖北、江西和广东等多方面关系。
四川则有“川王”之称。刘湘经过多年兼并与争斗，1933年击败刘文辉后，成为四川最有影响力的军政首领。四川军阀混战持续多年，山川阻隔使地方势力容易保存，却也让统一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刘湘后来出川抗日，1938年在汉口病逝，四川局势又发生变化。
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分别长期控制青海、宁夏，依靠家族、部属和地方武装维持统治。山东的张宗昌以军队庞杂、作风强悍著称，北伐后败退；韩复榘接掌山东后，也被视为新一代“山东王”。这些称呼听起来威风，实际却意味着地方与中央之间长期存在的权力缝隙。
民国时期的“王”，没有世袭法统，也没有稳定边界。他们能否站住脚，取决于军队、财源、地理和联盟，四者缺一不可。局势一变，昨日的雄主可能立即失去地盘；而那些真正能长期留在地方的，往往不是最会扩张的人，而是最懂得保存力量、经营根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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