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钓鱼”，并不是临时起意的消遣。襄阳城内困守的，正是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对解放军而言，攻下襄阳是军事任务，活捉康泽却另有一层意义：这个人长期主持特务组织，曾参与反共活动，政治影响远非普通将领可比。
康泽早年加入国民党军队，后来成为复兴社的重要人物，又参与组建别动队。抗战时期，他在国民党内部颇受蒋介石信任。由于手段强硬、办事果决，康泽一度被视为处理“党务”和镇压异己的得力干将，但也因此背负了严重的历史责任。
抗战胜利后，社会上反对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声音日益高涨，康泽的名声已经十分恶劣。蒋介石曾安排他出国考察。内战重新扩大后，康泽回到国内，并进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1947年，蒋介石原想让康泽出任热河省主席。康泽了解当地局势，知道许多地区已经被解放军控制，便不愿前往。他对蒋介石说，热河当时的实际控制范围，连内地一个行政专员区都不如。
蒋介石追问：“那你想做什么？”
康泽只得回答：“一切听委员长决定。”
不久，他被任命为襄阳的军事长官。蒋介石口头上答应调拨多个师旅，还许诺必要时出动空军、空投物资。可康泽到任后才发现，许多部队远在外地，根本无法及时调动，真正能够掌握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
这不是一座容易守住的城。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城防坚固，周边又有樊城等据点相互呼应。中原野战军决定发起襄樊战役后，邓小平曾强调，拿下襄阳固然重要，但若能生擒康泽，政治效果将不亚于一次军事胜利。这个判断，决定了战役部署中的一个关键要求：尽量活捉，不要让康泽在混乱中逃脱或被击毙。
1948年7月初，解放军逐步切断襄阳与外界的联系。7月9日晚，攻城战正式展开。第六纵队第十七旅连续突破城西外围阵地，守军数次反扑，仍无法夺回失地。铁佛寺等要点被攻克后，襄阳外围屏障被逐层撕开，康泽只能退入城内组织分段防御。
王近山那次垂钓，正发生在攻城最紧张的时候。两个小时过去，浮子一直没有动静，战报却不断送到指挥部。有人以为他是在故作轻松，他却没有离开河边。直到前线传来突破消息，鱼线突然绷紧，一条十多斤重的鲤鱼被拖上岸。
王近山笑着说：“鱼来了，城也该破了。”
这段插曲后来广为流传，但真正决定战局的，并不是巧合，而是周密部署和部队连续突击。7月15日晚，解放军发起总攻；次日，襄阳城被攻克，康泽在突围过程中被俘。
7月17日，康泽被送到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刘伯承、邓小平亲自见了他。康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是旧识。面对这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他明显紧张。邓小平没有羞辱他，只是提醒他，共产党的俘虏政策是不杀俘虏，愿意给改过自新的机会。
毛泽东得知康泽被俘后，随即指示将其押送华北，并派可靠部队严密护送。刘伯承、邓小平也要求把“活的康泽”送到中央。这一安排，既是安全需要，也说明对康泽的处置已经超出普通战俘范围。
在平山县的收容场所，康泽起初惶恐不安。他清楚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也担心遭到报复。但实际生活让他逐渐改变看法：俘虏有基本生活保障，伤病能够得到治疗，审讯并非刑讯逼供，管理人员有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待遇甚至不如被管理者。
有意思的是，真正促使康泽转变的，并非某一次训话，而是日常细节的反复冲击。他主动要求阅读《资本论》《列宁全集》和《毛泽东选集》，开始重新审视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及其失败原因。1948年9月，他在材料中承认，国民党已经背离三民主义的原有理想，内部贪腐和争斗不断扩大。
1949年5月，康泽被转送北京功德林。一次，他与前来调查材料的人员发生争执，事后担心受到处罚。管理方面却公开指出，调查人员也应尊重被调查者，不能一边要求对方讲话，一边用粗暴态度压制对方。这件小事让康泽受到很大触动。
1952年12月，他完成十多万字的反思材料《我的再清算》。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对战犯的处理，明确说明，不杀并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要给人留下改造和自新的机会，也避免造成杀俘虏的影响。
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战犯名单公布，康泽获准特赦。此后，他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撰写了复兴社、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国共合作谈判等方面的回忆材料。1967年，康泽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