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北京中南海，周恩来从广州返京后，见到了前来汇报工作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间，他忽然想起一名特殊的老战士，便问道：“哑巴同志还在吗？”吴忠听后明白，周总理惦记的是那位长期在部队服务、却始终没有正式姓名的老人。
这名老人后来被考证为熊世皮。但在很长时间里，大家都只叫他“哑巴”。这个称呼并非轻慢，而是源于他不会说话，也成了他在革命队伍中使用了一生的名字。直到建立档案、办理善后时，他的真实姓名才逐渐明确。
故事要从1935年说起。红军长征抵达四川大渡河一带，部队准备翻越夹金山，却苦于不熟悉山路。当地百姓饱受军阀欺压，听见动静便躲进山里，侦察人员连续寻找多日，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向导。
就在部队为此犯难时，一个衣衫破旧、身形结实的汉子出现在附近。他不会说话，只能发出简单的声音和手势。红军起初怀疑他可能是敌方派来的探子，便将他带回观察。
几天之后，大家确认他确实不能言语，也没有刺探军情的迹象。首长准备让他离开，没想到他急得连连摆手，还用动作表示，自己愿意跟着队伍走。那意思很清楚：跟着红军有饭吃，有衣穿，不愿再回到原来的生活里。
获准留下后，他被安排在炊事人员中，主要负责背行军锅和挑炊具。这样的活不显眼，却极其辛苦。长征途中，锅灶是部队能否吃上热饭的保障，炊事员往往比普通战士承担更多重量。
翻越雪山时，空气稀薄，许多战士走几步便要停下来喘气。哑巴却凭着对山地环境的熟悉，常常主动接过别人肩上的东西。过草地时，他背负的担子一度超过百斤，遇到牺牲战友留下的背包和枪支，也会默默捡起。
有一次，一名班长陷入泥潭，越挣扎越往下沉。哑巴没有迟疑，先把行军锅放进泥里，自己踩在锅中，再将绳子递给岸上的战友。众人合力把锅推到班长身边，他死死拽住班长，终于将人拖了出来。那位班长曾怀疑他是奸细，获救后却抱着他失声痛哭。
到了陕北，哑巴仍做着挑水、烧火、喂马等杂务。朱德有一次见他赤脚挑水，立即叫来负责干部，批评部队没有照顾好战士，并让人赶紧给他发鞋。朱德还亲手替他擦去额头上的汗。哑巴听不见训斥，只是笑着向朱德竖起大拇指。
新中国成立后，他随中央警卫部队进入北京。城市生活改变了，挑水烧火的活少了，他反而有些不适应，便整天拿着扫帚在院内转，哪里脏了就扫哪里。后来，组织安排他管理营区果园，这一干就是十六年。
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部队为他的经历专门研究，资料记载，他被确定为少尉、正排级，并获授有关荣誉。这个没有文化、不能言语的老兵，从此有了正式档案，也得到了制度上的认可。
他没有指挥过大仗，也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战绩，却把最苦、最累、最容易被忽略的工作做了几十年。卫戍区官兵见到他，常常主动敬礼。对许多人而言，他不仅是老同志，更是长征队伍里活着的见证者。
晚年时，组织曾设法寻找他的亲属，也考虑为他安排伴侣，但始终未能如愿。部队为他改善生活，安排专人照料。1972年，他曾突发心脏病，病情一度危重，后来竟挺了过来。随着身体衰弱，师里又成立医疗小组，给予他相应的离休待遇。
1983年6月，熊世皮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骨灰盒所写的姓名，仍是“哑巴同志”。他没有子女，也没有近亲继承遗物，留下的工资和家具由部队作了妥善处理。
那个名字伴随他走完一生，也把一段特殊的军旅经历留在了档案之外。周恩来在1971年那句询问，问的不是一个普通老人，而是一个曾经背着行军锅走过雪山草地、后来在北京营区默默扫地种树的老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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