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李志民接到调令，准备前往第二纵队任政治委员。与他同行的，是刚刚改任二纵司令员的杨得志。两人乘车出发时，谈的不是个人升迁，而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接好这支部队的班。
这副担子确实不轻。
二纵的前身，是冀察军区部队。抗日战争后期，郭天民任军区司令员，刘道生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个抓作战，一个管干部和政治工作，分工清楚，配合紧密，部队也因此形成了鲜明的战斗作风。
干部战士对两位首长熟悉，首长也了解部队的脾气。久而久之，二纵上下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固然可贵，可当主要领导发生变动时，接替者面对的就不只是职务交接，还有多年积累下来的信任关系。
变化发生在晋察冀军区整编之后。
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一度出现和平谈判的迹象。根据中央部署，晋察冀军区对部队进行了复员和整编，原有的九个主力纵队缩减为四个。部队规模减少，骨干分散，装备和物资也受到影响，许多干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都认为它给军区作战带来了不小压力。
郭天民对此一直有不同看法。他担心对手并没有真正放弃武力，过早削弱部队，可能会让前线陷入被动。1946年10月22日，晋察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在河北涞源召开，会议总结大同、集宁战役失利的教训时，郭天民情绪激烈地指出，部队裁减过多，已经影响了防御能力。
这场争论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对谁错。聂荣臻需要贯彻中央关于和平与整编的部署，郭天民则更多从战场实际出发。两人的考虑不同，却都与晋察冀军区的处境有关。
不久之后，郭天民离开二纵，转到晋冀鲁豫军区工作，后来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刘道生也离开晋察冀系统，转赴冀热辽军区，后在东北民主联军系统任职。二纵的军政主官同时更替，部队内部难免产生震动。
军区必须尽快安排人选。
杨得志原任一纵司令员，作战经验丰富，善于在复杂局面下组织部队。李志民此前担任三纵政治委员，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熟悉基层，也重视从思想上统一部队。让这两人搭档，显然不是普通的人事调动，而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接续安排。
据李志民多年后的回忆，二人尚未到达部队，就已经商量分工：杨得志重点抓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李志民负责党的建设与思想工作。车上谈得很具体，甚至连如何深入连队、怎样听取干部意见，都作了考虑。
“这支部队不能带散。”
“要把原来的劲头接过来。”
两句简短的话，反映出他们当时的压力。新任主官既不能否定二纵原有的传统，也不能被旧有影响束缚手脚，真正困难的，是把前后两套领导班子衔接起来。
李志民到任后，没有急着作表面上的调整，而是深入部队了解情况。他通过政治教育、干部谈话和基层调查，逐步摸清部队的思想状态。对郭天民、刘道生留下的工作传统，他没有采取生硬切割，而是把其中能够增强战斗力的部分保留下来，再用新的组织关系加以整合。
杨得志则把重点放在训练和作战准备上。二人一抓军事，一抓政治，彼此不越位，也不推诿。这样的配合，使二纵没有因主官更替而陷入长期混乱。
有意思的是，二纵此前之所以能打，与郭天民在整编时期保存骨干和物资有很大关系。怀来作战中，二纵部分部队曾与友军一道阻击来犯部队，连续作战后仍保持较强韧性。战场上的表现，也让这支部队获得了“郭铜墙”的称呼。
但部队不能永远依靠某一位将领的个人威望。真正能够延续战斗力的，必须是制度、训练和政治工作的结合。李志民后来长期在二纵任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把个人接替逐渐变成了组织接续。
1947年，晋察冀野战部队经过重新整编，作战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清风店战役后，二纵的整体能力得到进一步检验。到华北军区成立后，这支部队又参加了太原、兰州、宁夏等地的作战，番号几经调整，骨干力量和战斗传统却延续下来。
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李志民转任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那段从三纵调往二纵的经历，也被他反复提及。对他而言，调令上的几个字，背后是一个主力纵队的信任、秩序与战斗力，必须一项一项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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