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商家在社交平台晒出账单：上半年营收100万，平台佣金、推广费、技术服务费加在一起扣了将近30万。货是自己做的，客服是自己雇的，仓库是自己租的，利润大头全给了平台。
这不是个案。
平台抽走的到底是什么
先看明面上的数字。天猫基于商品售价按比例计算的平台费用维持在8%上下，美团绝大部分商家佣金在6%-8%。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技术服务费、淘宝客佣金、聚划算佣金、各类软件服务费层层叠加。不少餐饮、零售类小微商户，营收的相当一部分需要上缴平台。
真正的大头藏在流量费里。一位跨境直播零售企业负责人把账掰开算：平台佣金农产品5%至10%，日化服装产品20%至50%；平台固定技术服务费5%；投流占比20%至40%；满减平台活动3%至5%。流水还没到账，一大块已经被各项扣费“预支”了。
有商家算了更细的账：直播间平均ROI约为1:6.7，毛利率约20%。每投入1元广告费带来6.7元销售额，毛利润约1.34元，扣除广告成本后只剩0.34元；再叠加平台佣金、物流、仓储、人工等成本，净利润空间所剩无几。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商家的定价权名义上还在自己手里，但实际上，只要价格高于平台认定的“合理区间”，流量就会断崖式下跌。商家说得很直白：“我们知道参加活动要降价，可不参加活动没流量，虽然平台从来没有强制我们参加，但不参加就卖不出去货。”
利润究竟去了哪里
派代调查覆盖上千位商家，结果显示超过30%的受访商家2025年处于亏损状态，另有超过30%的商家利润仅在0-5%之间。换句话说，近三分之二的电商从业者在亏损或微利边缘挣扎。
与此同时，平台端的利润却在加速回归。2026年二季度，主要平台核心业务从亏损转成盈利，一家经营溢利56.7亿元，同比增长52.3%；另一家经调整EBITA同比增长133%。而这一切发生在补贴退坡之后。不补贴了，利润反而回来了——这说明补贴从来不是平台的让利，而是平台之间互相消耗的弹药，商家始终是买单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一组对比：2025年前三季度，携程净利润达290亿元，而同期整个A股旅游链各子板块净利润合计才约190亿元。一家平台的利润，超过了整个行业所有实体企业的利润总和。这不是效率提升的结果，而是流量垄断带来的分配失衡。
就业账本的另一面
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不能只看“创造了多少岗位”，还要看“消灭了什么岗位”。
2025年永辉超市600亿的销售额，扛住了8万人的饭碗——理货的大姐、切肉的师傅、收银的小哥，还有供应链上的仓储员、配送员。这些岗位门槛不高，恰恰能接住那些没有太多技能的普通人。
再看直播电商这边，与辉同行234亿的销售额，只带动了700人就业。700人里大多是主播、运营、选品团队，跟永辉那种普惠式的就业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一个人的直播间可以撬动百亿营收，但被它替代掉的，是散落在各个城市、各个社区里数以万计的零售岗位。实物商品的线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稳定在四分之一以上，平台经济对线下空间的挤出效应是实打实的。我国个体工商户已达1.27亿户，带动就业近3亿人，实体门店是其中的主体。这些被替代的岗位，很多并没有被电商新创造的岗位所吸收——被替代的是理货员、收银员，新创造的是算法工程师、数据运营，两者之间隔着一道技能鸿沟。
电商确实催生了快递员、外卖员、主播等新岗位，但这些岗位普遍面临工作时间长、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很多带货主播按场次或销售额提成结算，没有底薪和五险一金，一旦平台算法改变、流量下滑，收入就会锐减。这是一种脆弱的就业结构，抗风险能力很弱。
监管在动，但根子不在罚单上
2026年，监管节奏明显加快。4月，《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降价、开通自动跟价系统，要求收费变更必须公示征求意见。7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作出行政处罚，罚没合计51.79亿元，责令其停止“二选一”“全网最低价”等违法行为。上半年，七家电商平台被罚没35.97亿元。
这些处罚传递的信号很清楚：平台不能继续以“规则制定者”的身份，把自己的增长建立在商家的让利和让渡上。
但罚单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方向是对的，但落地效果取决于一个关键变量：平台是否愿意放弃“低价=流量”这套运行了多年的底层逻辑。
现实是，这套逻辑至今没有被真正撼动。平台把推荐算法与“价格力”绑定，这套机制已经成为平台与商家之间默契的潜规则。算法黑箱没有打开，流量分配的规则没有透明化，商家依然不知道自己花的推广费到底换来了什么。有企业运营总监说得很直接：问题要害不在于“付费买流量”本身，而在于对于流量分配没有明确的规则，投入产出比无法预判。
一个被忽略的视角
讨论平台经济时，大多数分析都集中在“平台vs商家”这对关系上。但还有一层更隐蔽的成本转移值得关注。
平台用低价吸引消费者，消费者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但低价从哪里来？从商家的利润里来，从生产环节工人的薪资空间里来。有研究基于2011至2025年对广州、嘉兴、杭州、东莞等服装产业集聚地的长期调研发现，电商平台通过比价系统、仅退款等机制挤压生产环节工人的议价空间。平台不生产任何商品，但它通过控制流量和数据，把自己嵌入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从中抽取利润。
这跟传统零售有本质区别。传统线下商业中，一件商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里，利润分散在厂家、批发商、门店、店员手里。这些钱留在本地，支撑本地商铺、餐饮、服务业，形成经济循环。而在平台生态里，从前的多层中间商确实被砍掉了，但那些分散在数千万中间商手里的收益，绝大部分流向了平台企业。
电商平台确实提升了交易效率，砍掉了传统分销体系中的冗余环节，这是它不可否认的价值。但当效率提升带来的收益几乎全部被平台截留，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头都没有真正受益时，这个模式就值得重新审视了。不是要否定电商，而是要追问：效率提升的红利，为什么只流向了一个方向？
“平台经济天然会赢家通吃，万家灯火的愿景，则要求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容纳能力。”全国政协委员王俊寿今年两会期间说的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平台追求效率没有错，但当效率的代价是数千万小微经营者的利润被抽干、数亿基层从业者的就业空间被压缩时，商业分配就需要回归平衡。不是要关掉电商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利润在平台、商家、劳动者之间重新找到一个不至于失衡的分配方式。这比罚几十亿难得多，但如果不做，被消耗掉的就不只是商家的利润，而是整个商业生态里愿意踏实做事的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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