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蒋介石五十寿辰前后，一场为祝寿而设的宴席，因熊十力的一首短诗变得格外尴尬。席间名流纷纷作诗颂扬，唯独熊十力始终冷眼旁观。有人请他也写几句，他没有推辞，却写下了“秃秃秃”三个字，讥刺意味不言自明。
这件事之所以流传，并不只是因为诗句尖刻，更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熊十力的性情：有学问，也有脾气；看重人格，不肯轻易向权势低头。这样的性格，在学术讨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放到政治场合，则显得更加刺眼。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早年家境清寒，主要跟随父亲读书。父亲去世后，他一度失学，却凭着聪敏和胆识谋得教书机会。少年时，他曾以“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自况。话很狂，底气也确实来自长期苦读。
他并非一开始就想做书斋里的学者。清末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他曾投身新军，参加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后来又参与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使他逐渐失望，遂从军事和政治转向哲学、佛学，试图从“改造社会”进一步追问“改造人心”。
三十五岁左右，熊十力拜欧阳竟无为师，专心研习佛学。那段时期生活困顿，甚至衣物都十分简陋。可物质上的窘迫，没有削弱他的求知欲。经过多年思考，他写成《新唯识论》，并由此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唯识学的哲学见解。
争论很快到来。
有人批评他的观点离经叛道，熊十力也毫不客气地反击，甚至斥责同门见识浅陋。后来，他在南京讲授自己的学说，逐渐形成影响。蔡元培赏识其才，聘他到北京大学任教。熊十力不喜拘束，常在住处讲学，讲到兴奋处，还会拍学生的头提醒其注意。
他的争论方式，常常近乎猛烈。与梁漱溟讨论学理时，两人意见不合，熊十力一度失控动手；同小说家废名谈佛，也曾争到扭打起来。按常理说，这种举动足以断绝交往，但他们在学理上的相互吸引，又使关系没有因此完全破裂。熊十力的朋友，大多知道他脾气急，却也承认他的学问不能轻视。
抗日战争时期，熊十力对蒋介石的政治作风颇为不满。有人奉命邀请他赴重庆，他直接回答：“我只是做学问的，不去。”后来又有人带来一笔巨款，声称可以帮助他筹办哲学研究机构，他仍然拒绝。
这其中有他的固执，也有清醒。他想办研究机构，却不愿以此作为接受政治人物馈赠的理由。面对来客，他说：“蒋介石的钱，我一个不要。”在熊十力看来，学者可以穷困，却不能拿原则换取便利。
因此，寿宴上的那首讽刺诗，并非临时起意。它和他拒绝赴会、拒收资助一样，都是同一种性格的延伸。宴席上众人竞相颂扬，他偏偏反其道而行，用隐晦的字面拆解对方的体面。诗中“瘪葫芦”“虮虱难下口”等说法，实际都在影射蒋介石的秃顶。
有意思的是，熊十力并不是逢人便反对。他对真正尊重学问的人，往往格外认真。1943年前后，徐复观因读《新唯识论》而来求教，熊十力没有立即收徒，反而从书信、字迹和读书态度入手反复批评。徐复观问该读什么书，他推荐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徐复观说自己已经读过，熊十力当即反问：“读过，不能再读吗？”后来徐复观谈及书中不足，熊十力又斥责他只挑毛病，不肯先看长处。言辞虽重，却不是故意羞辱，而是要求学生改变读书方法。徐复观多年后仍认为，这番训诫对自己影响很深。
新中国成立后，熊十力没有离开大陆。毛泽东曾请董必武了解他的去向，后来在广州找到他，并动员他到北京。熊十力对此十分重视，曾写信谈及建立哲学研究机构、保存传统文化等设想。
他与毛泽东的交往不算频繁，却有过几次接触。一次政协会议期间，他偶然推门进入毛泽东所在的会场，董必武介绍后，毛泽东招呼他坐下。1962年，毛泽东又邀请熊十力等人到中南海交谈，话题涉及哲学和诗词。
熊十力与董必武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同为湖北人，抗战时期便有来往。熊十力曾为董必武介绍适合开展工作的住所，也曾写信推荐亲属参加抗日队伍。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生活和学术上遇到困难，常写信向董必武求助。董必武笑说：“我成了你一个人的副主席了。”话虽如此，仍尽力照应。
周恩来对他的生活习惯也很了解。一次前去看望，发现熊十力怕热，便亲手替他关掉暖气。熊十力后来谈起此事，常称赞周恩来的体贴。陈毅懂他的性情，熊十力也说过：“知我者，陈毅也。”
1968年，熊十力病逝，终年八十四岁。他留下的《新唯识论》，并不是对旧学的简单重复，而是试图以中国哲学资源回应现代人的精神问题。至于那个寿宴上的“秃秃秃”，不过是他漫长学术生涯中最尖锐、也最容易被记住的一次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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