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6日夜，上海，军统头目毛森带人守在毛人凤寓所附近，等来的不是普通访客，而是军统元老、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周伟龙原本准备乘机离开上海，临行前却去拜访毛人凤，结果刚踏进门，便被当场扣押。
这场逮捕并非临时起意。特务人员随后搜查了他下榻的国际饭店，收走印信和大批金条。与此同时，交警第七总队长邓季之、第八总队长李雪华，也在浙江金华被控制。周伟龙调兵南下的计划，就此被截断。
有意思的是，周伟龙并不是突然走到这一步。他早年曾因一次冒险举动救过戴笠，也因此进入蒋介石的视线。若没有那段经历，后来手握数万交警部队的周伟龙，或许根本不会成为毛森重点防范的人物。
1929年，唐生智起兵反蒋，部队控制着平汉铁路南段。戴笠当时还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校参谋，化名“江汉清”，奉命进入湘军后方活动。唐生智得知后悬赏十万元缉拿，平汉沿线顿时布下层层搜捕。
戴笠在信阳被唐部宪兵抓获后，身份一度十分危险。负责看押他的，正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周伟龙。两人见面后，戴笠没有坐等处置，而是利用同学关系反复游说。
“都是黄埔出来的，何必替人卖命？”
周伟龙最终放走了戴笠，并带着他秘密离开信阳，前往南京投靠蒋介石。此举改变了两人的命运，也让周伟龙获得了戴笠长期信任。唐生智的军事行动不久失败，周伟龙则被视为“提前转向”的功臣。
1930年，周伟龙进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小组，成为后来特务系统的早期骨干。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他出任上海区负责人，沈醉等人都曾在其麾下任职。周伟龙性情强悍，办事果断，在系统内部有“周闯王”的称呼；他少一只眼睛，又被人称为“独眼龙”。
抗日战争期间，他长期负责特务武装，而非单纯从事情报工作。1939年后，他先后参与指挥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等部队，后来担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手中有枪，背后又有戴笠支持，周伟龙在军统内部颇为强势。
转折出现在1946年戴笠身亡之后。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等部队陆续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周伟龙却没有接掌交警总局，只得到国防部监察局中将监察官的职务。名义上是中将，实际上远离兵权，昔日的特殊地位迅速消失。
周伟龙对此显然难以接受。他重新联络湖南旧部，与程潜、唐生智等人往来密切。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交警总队也屡遭重创。蒋介石为挽救局面，又任命周伟龙出任交警总局局长，使他重新掌握部队。
重新掌权后，周伟龙把一些重要位置交给忠义救国军旧部，并将保存较完整的交警总队调离前线。1949年初，蒋介石下令调兵到奉化警戒，周伟龙却用战斗力较弱的部队应付；汤恩伯要求集中兵力保卫京沪铁路，他也只是成立了一个架子机构。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七、第八总队被安排从江西上饶南下，目的地是湖南衡阳。这个举动在南京方面看来，已经不是普通调动。保密局怀疑周伟龙想把交警部队带到湖南，作为联络程潜、唐生智的军事资本。
毛人凤与毛森随即上报，请求秘密逮捕。周伟龙被指领取军费后兑换金条，准备携往湖南。相关情报是否全部属实，后来始终存在争议，但在政权更替前夕，部队擅自调动、地方关系复杂、军费去向异常，已经足以构成致命风险。
被捕后，周伟龙受到审讯。新任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随即宣布，他“图谋不轨，叛变投敌”。上海局势急剧恶化之际，周伟龙被秘密押往台湾。关于他于1950年在新竹被处决的记载，主要见于相关史料与回忆材料，具体执行过程并不完整。
周伟龙曾经救过戴笠，也曾是军统早期的重要人物，却最终死于这个系统的内部清算。1986年，第六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期间，唐生明、程星龄等人联名提出，应将周伟龙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有关方面复核后认定，他确有联络湖南方面、谋求起事的表现。这个迟到的结论，也使那场密捕背后的政治纠葛留下了另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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