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湖北均县城隍庙内，七十二军野战医院接收了一名重伤班长。药品紧缺，伤口化脓，高烧不退。就在军医为难之际，武当山上一名道士赶到医院，手里还提着一条活鲫鱼。
这件事听起来颇为特别，却折射出抗战时期后方医疗的窘迫。均县地处武当山下，位置偏僻，人口相对稀疏，既便于部队隐蔽，也有大量庙宇、道观可以腾作病房。城隍庙、酒仙庙、火星庙、冲虚庵等处，都曾接纳过伤员和医护人员。
当时的医疗条件远不能与今日相比。运输线屡遭破坏，麻醉药、消炎药和消毒用品常常断供。轻伤若处理不及时，也可能因感染转为重伤。武当山草药较多，一些道士又兼习医术，于是山上道观与山下医院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救治联系。
传说中，罗教培便是参与其中的一位道士。他是河南人，早年接触道教典籍，后来到武当山紫霄宫拜冷合斌为师。当地记述称，他在战乱年代曾为军中伤员诊治，抗战期间也多次下山协助医院。
那名班长的伤势很重，伤口深处积有脓液和腐肉。医院当时缺少相应药物，罗教培提出先行清理。他用火灼过器具，处理伤口周围的坏死组织，再用布条反复牵引，把深处的污物带出。
这一做法并不神秘，本质上是设法清除感染源，只是操作环境和工具都十分简陋。清理之后，他把活鲫鱼捣碎，配以冰片、五味子，外敷于伤口。这样的疗法缺乏现代医学验证，不能简单视作通用药方，但在当时药物匮乏的环境里，确实留下了特殊记载。
军医曾问：“这样处理，能退热吗？”
罗教培没有多作解释，只说：“先把脓水清干净，再看伤口变化。”
据地方叙述，伤员随后退热，经过多次换药，伤口逐渐收口。至于其中究竟是哪一种因素起了作用，单凭一则故事无法断定，清创、包扎和伤员自身恢复，都可能发挥了作用。
另一位道士水合一，擅长的则是处理跌打淤伤。1938年，部队医疗机构进入武当山周边后，不少道士主动腾出住所。水合一早年读书，也随家人学过医术，后来拜入紫霄宫徐本善门下。地方材料称，他曾在战乱中掩护伤员，并为一些轻伤者提供帮助。
对于磕碰、扭伤和皮下淤血，水合一采用烧槐树枝的方法。槐枝烧成焦末，再与香油调和；另取葱白蘸热醋，涂抹患处，随后敷上槐枝粉。此法属于民间外用经验，可能利用了热敷、油性覆盖和局部收敛等作用，但并不适合替代正规的骨伤检查。
有意思的是，武当道士的作用并不只在“下山治伤”，还包括传授经验。周举道士的女弟子周咏南，后来参加抗日活动。1943年，她在作战中腿部中弹，转到后方医院养伤。养伤期间，她向医护人员谈及幼年所学的几种道教方剂。
这些方剂被称为“玉荷仙液”“生化灵胶”和“武当万应丸”。周咏南并非正规医生，伤愈后也没有直接承担临床诊疗，而是调往一二九兵站医院从事后勤和宣传工作。她把记忆中的配方告诉医护人员，是否真正用于临床、效果如何，现有材料并不完整，不能夸大为成熟的军医体系。
1966年，周咏南病重。临终前，她将三种方剂写下，交给儿子黄天。她去世后，黄天又把方子送回武当山，希望交由研究中草药的人保存。这个细节说明，相关方剂更多带有师承和民间经验性质，能否入药、如何使用，仍须经过严格辨析。
抗战时期的武当山，并不是一座与战火隔绝的名山。庙宇成了临时病房，道士成为辅助救治者，普通草木也被尽力寻找用途。活鲫鱼和槐树枝的故事，未必能够证明某种疗法必然有效，却真实反映了那个年代前线与后方共同面对的难题：缺药、缺器械，更缺少稳定的救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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