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北平辅仁大学，一位十七岁的女学生刚刚失去母亲，还要照料两个年幼的弟弟。她叫叶嘉莹。窗外是动荡不安的时代，屋内却只剩下清寒的生活和一摞摞诗书。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的北平，家中颇有文化传统。祖辈通经史，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她三岁辨四声，六岁背诵《论语》，十一岁跟随伯父学作诗。别人家的孩子在胡同里玩耍，她常坐在院中，默记唐诗宋词。
这种教育并不轻松，却给了她一生最牢固的精神支点。竹影、枣花、落日、残月，都是她少年诗作里的题材。诗词不是摆在书架上的古董，而是她认识四时、安顿情绪的一种方式。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局势骤变。父亲随航空系统辗转武汉、重庆，家人自此失去联系。1941年，母亲因病去世，叶嘉莹既要完成学业，又要承担长姐的责任。那几年，家中常吃混合面，白米白面反而成了难得之物。
在辅仁大学，顾随先生的讲授深深影响了她。顾随不满足于解释字面意思，更重视诗歌中的感发、气韵和人格力量。叶嘉莹后来讲课时，也常把诗词与人的处境联系起来，不只讲技巧，更讲诗人为何写下那几句话。
1945年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在北平几所中学任教。1948年，经人介绍，她认识了赵东荪。两人相识时，时局已经逼近新的转折。叶嘉莹没有太多恋爱经验，婚姻更多带有现实处境下的选择意味。
婚后，她随丈夫前往南京，后来又迁居台湾。1949年夏天，女儿言言出生。同年冬天，赵东荪被捕入狱，叶嘉莹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也受到牵连。她很快获释，却失去了原来的住处，只能带着孩子寄居友人家中。
那段日子极其拮据。夜里，她把毛毯铺在地上，抱着女儿轻轻哄睡；白天，则奔波于不同学校之间授课。有人劝她暂时放弃教书，她只说：“孩子要生活，书也不能丢。”这句话未必是原样记录，却符合她当时必须面对的现实：收入、母亲的责任，以及不能中断的职业道路。
1952年，赵东荪出狱。多年囚禁给人的性情和家庭关系带来明显影响，他变得暴躁、消沉，对生活缺少安排，也常把压力发泄在妻子身上。叶嘉莹后来谈及婚姻，曾说自己虽然身在婚姻之中，却没有真正体会过爱情。这样的表述，透露出她对那段关系的冷静判断。
1953年，二女儿言慧出生。生产时丈夫没有陪伴在侧，叶嘉莹只能独自面对。她没有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家庭关系的改变上，而是重新把注意力放回课堂与诗词。对她而言，诗不是逃避，而是一种维持秩序的办法。
1954年，她受聘到台湾大学任教，专讲中国古典诗词。她的课堂不拘泥于逐字训诂，而是从音韵、情感和生命经验入手。学生听到的，不只是杜甫的忧思、苏轼的旷达，也有一个饱经离散的教师对文字重量的体会。
1966年，她赴北美任教，先后在美国高校讲授中国文学。语言成了现实障碍，她便提前查阅生词，反复准备讲稿。刚开始听课的学生并不多，后来逐渐增加。她用并不流利的英语讲解汉语诗词，靠的是对文本的熟悉和讲解时的真切感。
1969年，她受聘于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生活环境稍有稳定，打击却再次到来。1976年，大女儿言言与女婿因车祸去世。叶嘉莹一度闭门不出，长时间无法从丧女之痛中恢复。此时，诗词不再只是课堂内容，也成为她勉强维系日常的依凭。
1978年，她从报纸上看到国内征集教师的信息，便写信表示愿利用假期回国讲学，自付旅费，不取报酬。1979年春，她获准到北京大学授课。那次回国，对她而言并非普通访问，而是多年愿望终于有了落点。
她特意准备了一件蓝色中式上衣走进课堂，常常连续站讲两三个小时。粉笔刺激使手部皮肤开裂，她仍坚持板书。讲到诗句时，她重视平仄和吟诵，认为古典诗词不能只靠眼睛阅读，还要让声音参与其中。
此后多年，她往返于国内多所高校讲学。2014年，她正式回国定居。晚年，她将部分房产和积蓄捐给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古典诗词教育。基金以她的号“迦陵”命名，相关款项持续用于培养青年学者与开展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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