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成都东郊火葬场，张振亚面对一只编号为273号的骨灰盒，怎么也没有想到，盒中安放的竟是彭德怀。

当年，两个从北京来的工作人员把骨灰盒送到这里，只留下“王川，男”几个字，并叮嘱必须严密保管。省委方面接到的要求也很明确：未经批准，不能移动，不能遗失，更不能追问身份。

“是不是四年前送来过一只骨灰盒？”

听到北京来人的询问，张振亚点了点头。那封写有专案调查机构名称的介绍信，让一段被刻意隐藏的往事重新浮出水面。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后，他才明白，那个神秘的“王川”，就是已经去世多年的彭德怀。

消息报到四川省委，相关负责人久久无言。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骨灰却被秘密送往成都安置。那段特殊时期，连长期照料他的亲属，也不知道骨灰究竟存放何处。中央军委要求尽快寻回，正是为了让这位老将军能够得到应有的安置。

12月22日，綦魁英和景希珍奉命前往成都。两人都曾长期在彭德怀身边工作，接过骨灰盒时，面对的不是一件普通遗物，而是曾经带领部队浴血作战的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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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机抵达北京西苑机场后，綦魁英捧着骨灰走下舷梯，浦安修、彭钢、彭梅魁等人迎了上来。现场代表多达百余人，没人高声喧哗，许多人只是默默擦去眼泪。12月24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追述了彭德怀革命生涯中的功绩与品格。

骨灰安置的问题解决后，另一件事摆在浦安修面前：彭德怀没有亲生子女，留下的财物该如何处理？

1979年3月3日，总参管理局服务处将彭德怀的遗物、存款、补发工资和抚恤金等移交处理，合计约4.8万元。那个年代，普通职工每月收入大约几十元，这笔钱确实不算小数目。但彭德怀本人生活俭朴，身后留下的并非奢侈财产，而是多年积存的工资和组织给予的待遇。

浦安修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参加讨论的，有总参管理局服务处政委贾玉桂、曾经为彭德怀工作过的王焰和孟云增，还有彭钢、彭梅魁等亲属。分配并没有按照“谁拿得多”来处理，而是尽量遵照彭德怀生前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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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万元捐给家乡乌石小学。彭德怀一直关心家乡教育，认为乡亲们要改变生活，孩子读书是重要一环。这笔钱用于学校建设，也算是把遗产用在了他最牵挂的地方。

彭德怀的两个弟弟都早年去世，留下的八个侄子、侄女一直被他视作自己的孩子。遗产处理中，这八名亲属各有安排。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也被列入分配对象，合计正好十一人。

其余款项则作了不同用途：1000元用于偿还追悼会欠款，5410元缴纳党费，1万元上交军委并转入人民银行，2000元帮助家乡困难群众，另有2000元用于接待彭德怀生平研究工作组。每一笔钱都有去处，个人所得反而不是重点。

彭德怀谈过身后事，而且不止一次。1956年，中央倡议实行火葬，他曾对侄女彭钢说，自己去世后不要土葬，骨灰可以装进家乡的葫芦，随水漂向远方。那是他的一个朴素设想，带着军人特有的直截了当。

1960年，他在学习果树栽培时又说过，若将来去世，希望把骨灰埋在果树下，让树木继续生长。到了1974年，病重的彭德怀更牵挂牺牲多年的两个弟弟。他对彭钢表示，希望死后能与兄弟葬在一起。

当时，这个愿望并未立即实现。彭德怀作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彭钢却一直记着伯伯临终前的嘱托。

1996年，彭德怀百年诞辰前后，彭钢与兄弟姐妹商议后，向有关部门提出迁葬请求。经过研究，申请获得同意。1999年12月28日，彭德怀的骨灰迁回湖南湘潭故乡，安葬在两个弟弟身边。那只曾经被写作“王川”的骨灰盒，终于有了真实姓名，也回到了他牵挂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