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汉中巴西，张飞率军迎战张郃。两支兵马没有在平原上硬碰硬，而是在山道狭窄、进退受限的地方展开较量。张郃部众虽多，却因地形被截断联系，张飞抓住机会突然出击，打得对方弃马攀山，狼狈退走。
这一仗很能说明问题：张飞并不只是凭勇力冲阵的猛将。他懂得观察地形，也知道什么时候该逼迫对手进入不利位置。若只把他归入“五虎上将”中的勇将，反而低估了他的用兵能力。
评选三国战术大师，不能只看官职高低，也不能只看斩将数量。真正的战术高手，往往是在兵力、形势甚至天时都不占优势时，仍能找出破局之法。曹仁守樊城，郝昭守陈仓，靠的是坚韧与应变；周瑜取赤壁，吕蒙袭荆州，靠的是欺敌与突袭。
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孙刘联军退守长江。赤壁之战并非简单的“借东风”或“一把火”就能解释。周瑜先判断曹军水土不服、舟船相连的弱点，又利用黄盖诈降，使火攻真正落到实处。火势只是表面，误判、疲惫和阵形混乱，才是曹军败退的深层原因。
周瑜的高明，在于他没有把希望押在单一计策上。黄盖的诈降、江面风势、曹军连船，彼此扣合，缺一环都可能功亏一篑。战术不是奇谈，而是把多个有利条件压缩到同一时刻爆发。
吕蒙的取荆州，则是另一种路数。建安二十四年，关羽主力北上襄樊，江陵和公安防备相对空虚。吕蒙没有急着从正面强攻，而是让士卒伪装成商旅，沿江推进，突然夺取沿线据点。关羽得知后，后方已经动摇，军心和部属相继离散。
这场行动的关键，不只在于“白衣渡江”四个字，更在于吕蒙准确判断了关羽兵力分布和心理状态。他把正面战场上的压力，转化成后方崩解的连锁反应。这样的战术，讲究隐蔽、速度，也讲究对敌军内部关系的把握。
曹仁的樊城防守，难度更大。建安二十四年秋，关羽水淹七军，曹军援军覆没，樊城一度被洪水逼近。城中兵少，粮道受阻，外援迟迟不到，曹仁仍然没有弃城。只要樊城不失，关羽就无法把襄樊战果稳稳变成纵深据点。
有人把襄樊战局的转折全归于徐晃援军，其实徐晃能够发挥作用，前提正是曹仁先在城中撑住。守城并不比野战轻松，尤其面对关羽这样的强敌，任何一次慌乱都可能导致全盘崩溃。曹仁的价值，就在于把一座危城变成了关羽难以拔出的钉子。
郝昭守陈仓，则更像一场攻守技术的较量。太和二年，诸葛亮出兵，陈仓守将郝昭手中只有千余人。面对蜀军连续施展云梯、冲车、井阑和地道，郝昭没有被动挨打，而是逐一寻找破解办法，烧毁云梯，压坏冲车，又加筑城墙、挖掘壕沟。
双方相持二十余日，郝昭硬是等到了援军。诸葛亮兵力占优，却无法迅速突破城防，只能撤离。郝昭没有名将的显赫声望，却把有限兵力用到了极致，这正是守城战术的价值。
至于刘备集团，关羽当然有资格入选。襄樊之战中，他借助汉水暴涨的机会，集中打击于禁援军，擒获于禁，斩杀庞德，迫使曹仁困守樊城。水势属于天时，但能否及时判断并转化为战果，考验的是主将的决断。
不过，若要在关羽之外再选一人，张飞比黄忠、马超更合适。黄忠长于冲击和斩将，马超勇猛而善骑战，张飞却在巴西一战中展现出完整的战术思维：诱使张郃深入，利用山道限制其展开，再以突然攻击切断退路。
张飞并非只会大喝一声、纵马冲锋。刘备入蜀后，张飞又在巴西、阆中一带长期统军，能够处理复杂地形和地方军情。巴西之战规模未必惊天动地，却把将领识地、控势、用奇的能力表现得十分清楚。
因此，若以战术成败而非后世形象衡量，六人可以列为：曹仁、郝昭、周瑜、吕蒙、关羽、张飞。六人的路数并不相同，曹仁和郝昭以守制胜，周瑜以合势破敌，吕蒙以奇袭夺城，关羽善于抓住战场突变，张飞则能把地形变成手中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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