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票的时候，我没多想。
系统推荐了一趟车，我点了确认。票面上印着一串站名：西安东、蓝田、襄阳东、荆门西、当阳西、宜昌北、宜昌东，最后是荆州。我看着这串地名，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直到列车驶过襄阳东，一路向南，窗外的平原渐渐起伏成丘陵，我才忽然明白——这趟车，正在把我带向宜昌。
宜昌。那是一座离荆州很近、却又滨临长江的城市。地理书上说，它在荆州的西边，像两个挨着的邻居，可此刻，这趟高铁正载着我，绕过荆门，穿过当阳，一路把我往宜昌拽，然后再从宜昌折返向东，回到荆州去。
我本该在荆门西下车的。
从襄阳东往南，荆门西是离荆州最近的一个大站。如果在那里下车，换乘一趟短途动车，半小时就能到荆州。那是一条笔直的路，像一根绷紧的弦，从北到南，干干净净。可是这趟车不停。它从荆门西呼啸而过，像一条不理会岸边渡口的船，径直驶向了更远的宜昌。
三点三十五，列车停稳在荆门西。
我下意识看了一眼手机。这个时间点，我记得太清楚了。如果在这里下车，换乘开往荆州的动车，四点出头，我就能站在荆州站的出站口了。可我没有动。我坐在座位上，看着站台上的人上上下下，看着电子屏上“荆门西”三个字亮起来又暗下去，然后列车重新启动，继续往南。
我眼睁睁地看着荆门西从窗外掠过。四点整，那趟开往荆州的动车应该已经检票了。四点零五分，它应该已经驶出站台了。四点二十多，它应该已经到了。而我，还在往宜昌的路上，离荆州越来越远。
这不是绕路，这是被路绕了。
我忽然想起苏轼来。
九百多年前，苏轼从荆州北上汴京，走的是陆路。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柳门京国道，驱马及春阳。”柳门是荆州大北门，门外那条大道，直通京城长安。苏轼骑着马，迎着春天的太阳，从柳门出去，一路向北。那时候，长安到荆州，是一条官道，一条国道，是天下人南来北往的正路。荆州在路边上，是被路穿过的地方，不是被路绕开的地方。
“北行连许邓，南去极衡湘。”苏轼站在柳门外，往北看，路通到许州、邓州；往南看，路通到衡山、湘江。荆州是那个十字路口，是那个南北交汇的节点。古人送别，从柳门出去，折一枝柳条，说一声珍重。那条路是送人去长安的路，也是迎人回荆州的路。
而今呢。
沿江高铁，多么好听的名字。它沿着长江走，串起一座座城市，像一条银色的项链，挂在长江的脖子上。可是这条项链，在湖北的这段，却没有把荆州串进去。它经过荆门，经过宜昌，把这两座城市拉进了自己的轨道，却让荆州站在一旁，像一个被遗忘的亲戚，远远地看着。
荆州不是没有高铁。汉宜铁路从它身边穿过，把它和武汉、宜昌连在一起。可那是一条东西向的线。从西安来的高铁，从北边下来，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它先到襄阳，再顺着沿江高铁往南，一路到宜昌。荆州，就这样被夹在了两条线的缝隙里。
古时候的长安到荆州，是一条直线，是从北到南，穿过柳门，穿过荆襄大地，干干净净地抵达。那时候的路，是为人走的，是为货走的，是为那些南来北往的官人、商人、文人走的。路选在哪里，人流就流向哪里。荆州是那个被选择的地方。
现在的路，是为主轴选的，是为枢纽选的，是为那些更大的城市、更重要的节点选的。荆州，恰好不在那条主轴上。
我忽然觉得，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尴尬。
五点十分，我终于站在了荆州站的出站口。
天已经暗了，路灯刚亮起来，昏黄的光洒在广场上。从三点三十五到五点十分，一个多小时，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就是这一个多小时，让我觉得这趟归途，像是被谁偷偷剪掉了一段，又硬生生地接上了另一段。
我本该从荆门西下午四点就到荆州的。
这句话，我在心里说了好几遍。说给谁听呢？说给那张票听，说给那趟车听，还是说给那条绕开荆州的高铁线听？好像都没有用。路已经修好了，车已经开起来了，我不过是一个坐在车上的人，看着窗外的站台一个接一个地过去，看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流走，却什么也做不了。
苏轼当年从柳门出去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一千年后，从西安回荆州的路，会变成这样一个“V”字形。柳门还在，大北门还在，护城河边的柳树还在。只是那条“京国道”，已经不再是人们回家的路。
我拖着箱子走出站台，看着站前广场上昏黄的路灯。路是绕了一点，可终究还是到了。只是下次再买票的时候，我想我会多看一眼经停站，看看那趟车，到底是在往哪个方向开。
毕竟，回家的路，不该是一场被高铁带偏的旅行。
唉。这一声叹，叹给那多走的一小时，也叹给荆州。它明明在长江边上，明明曾经是南北通衢，明明苏轼从这里骑着马就能去长安。可如今，它只是在路边上，看着一趟又一趟的高铁，从它身边绕过去。
可话说回来，路是绕的，家是真的。
绕一点，也就绕一点吧。
2026年9月25日（丙午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于荆州西门外龙潭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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