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女工友搭伙3年，从未红过脸，工期结束她握住我手：就丢下我
我四十七岁，她四十三岁。
我们是在一个工地上认识的。那时候，她负责拌灰、搬料，我做木工。她男人多年前出了意外，留下一个正在读职校的儿子；我离过一次婚，女儿跟着前妻生活。
我们都不年轻了，也没想过再谈什么轰轰烈烈的感情。
工地上的人都叫我们“搭伙的”。不是夫妻，却比普通工友亲近。谁有空谁做饭，谁先下工谁烧水。她洗衣服时，会顺手把我的工装一起搓了；我去买烟，会给她带一瓶最便宜的护手霜。
一开始，我们只是为了省钱。
后来，慢慢变成了习惯。
她胃不好，我每天早上给她煮一碗稀饭。她晚上腿抽筋，我会提前把热水袋灌好。她有时候累得坐在床边发呆，我也不问，只把饭菜往她面前推。
三年里，我们从没红过脸。
连一次像样的争吵都没有。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矛盾，而是两个人都知道，干活已经够累了，回到那间临时板房里，就别再互相添堵。
她偶尔嫌我烟味重，只会把窗户推开，说：“少抽两根，咳嗽起来像破风箱。”
我偶尔觉得她买菜太贵，也只是把账本拿过来，说：“下次买便宜点的，月底还能多剩几十块。”
说完，各自低头做事。
第二天照样一起下工。
这三年，我们换过两次工地，住过四间板房，攒下的钱不多，却从没有因为谁多花了几块钱翻过脸。
真正的变化，是在工期快结束的时候发生的。
那天中午，工头把我叫到一旁，说下个月有个新活，工期还是三年，工钱比这里高一些。
他问我去不去。
我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
工头又说：“这回只缺一个木工。住的地方紧张，不能带家属，也不能安排两个工人住一间。”
我点了点头。
回去以后，我没有马上告诉她。
她那天正在门口择菜，听见我进屋，抬头看了一眼。
“工头找你干什么？”
“没什么，问下个月有没有空。”
她的手停了一下：“你怎么说？”
“我说有空。”
她没有继续问，把择好的菜放进盆里，低头冲洗。
水声哗哗响了很久。
我坐在床沿上，心里有些不踏实，却还是安慰自己，这种事迟早要说。我们只是搭伙，又不是绑在一起。她有儿子，我也有自己的家，工期一结束，各走各的，本来就是常事。
可真正到了要说的时候，我却张不开嘴。
直到最后一天。
那天早上，工地上到处都是灰尘。工头带着人检查完，宣布下午结清工钱，明天不用来了。
有人当场买了酒，有人打电话通知家里，还有人蹲在墙根算自己能带回去多少钱。
她把自己的工具一件件擦干净，铁锹、灰桶、手套，全都装进旧编织袋里。
我看着她忙了半天，终于说：“我明天走。”
她的动作顿住了。
“去哪儿？”
“接了个新活，明天就走。”
她慢慢直起身：“去哪儿干？”
“挺远的地方。工头说那边只要一个人。”
她盯着我，脸上的表情一点点收了起来。
“那我呢？”
我以为她问的是工作，便说：“你不是说想回去看看你儿子吗？这回正好回去住一阵。等以后有合适的活，我再叫你。”
她把手里的抹布放在桶沿上，声音变得很轻。
“你已经决定了？”
“嗯。”
“什么时候决定的？”
我没回答。
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很短，像是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马上就散了。
“原来你早就决定了。”
我说：“这不是挺正常吗？工期结束了，大家都要走。”
“大家是大家。”她盯着我，“我们呢？”
我被她问得心里发紧，故意把话说得轻松：“我们也一样。三年搭伙，难道还能搭一辈子？”
这句话一说出来，我自己先后悔了。
她脸色白了一下，转身去提编织袋。
那袋子装得太满，她试了两次都没提起来。我下意识伸手去帮她，却被她避开了。
“我自己来。”
“你别赌气。”
“我没赌气。”她低着头，把袋口重新扎紧，“你都决定丢下我了，还管我这点东西干什么？”
我愣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丢下你了？”
她猛地抬头，眼圈已经红了。
“你明明知道我跟你搭伙三年，除了这个工地，哪儿还有认识的人？你接了新活，为什么不问我能不能一起去？为什么连商量都没有，就替我把路安排好了？”
我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
她把手套塞进袋子里，手指因为用力微微发抖。
“你总说我们不是夫妻。不是夫妻就可以什么都不说吗？不是夫妻就可以走的时候，连一句商量都没有吗？”
工地上人来人往，有人朝我们看过来。
我觉得脸上发热，压低声音说：“那边只能去一个人，我去了也是为了多挣点钱。你回去照顾儿子，不是更好吗？”
“你是这样想的？”
“嗯。”
“可我想的不是这样。”
她说完，转身要走。
我伸手拦住她：“你想怎样？”
她没有回答，只背对着我站着。
夕阳从还没封好的窗洞里照进来，落在她沾灰的头发上。我们一起住了三年的板房，墙上的日历还停在上个月，门边放着两双并排的胶鞋，灶台上还有早晨没洗的锅。
这些东西明天都要被清走。
我突然意识到，她问的根本不是下一份工作。
她问的是，三年之后，我还把不把她当成自己人。
我走到她面前，刚想解释，她忽然一把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粗糙、干裂，指节上还有几道细小的口子。那只手我握过很多次，却从没像那一刻一样，感觉它在发抖。
她死死抓着我，像怕我转身就走。
“你就丢下我？”
这句话她说得很轻，几乎没有声音。
可我听得清清楚楚。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嘴唇颤了一下，眼泪顺着脸颊落下来。她想抬手擦，却因为一直握着我，只能用肩膀蹭了蹭脸。
我整个人僵在那里。
三年里，她从来没有向我开口要过什么。发烧了自己去买药，脚扭了也只是说没事，儿子问她要生活费，她宁愿少吃几顿肉，也不愿跟我多拿一块钱。
我一直以为她坚强。
可那一刻我才明白，她不是不需要人陪，只是不敢开口。
我试着把手抽出来，她立刻握得更紧。
“你先松开，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你想回去。”
“我说过吗？”
我沉默了。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失望，也有委屈：“你凭什么替我想？”
这句话像一根钉子，扎得我无话可说。
我确实没有问过她。
我只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再把一个女人的生活算进自己的计划里。我怕别人议论，也怕她哪天反悔，更怕自己一旦认真，就要承担更多责任。
所以我用“搭伙”这两个字，把三年的陪伴说得很轻。
仿佛只要不是夫妻，就不必交代，也不必承诺，更不必在离开前问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她松开我的手，往后退了一步。
“算了，你走吧。”
“我不走了。”
她抬起头，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
“我不去那个活了。”
“你别因为我赌气。”
“不是赌气。”我看着她，“我去找工头说，两个都要。如果住不下，我们就自己在外面租最便宜的房子。要是他不同意，我们就一起找别的活。”
她的眼神没有马上亮起来，反而更谨慎了。
“你不是说只要一个人吗？”
“那是他的条件，不是我的命令。”
“可那边工钱高。”
“高一点，不值得我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她嘴唇动了动，过了很久才说：“你别现在说得好听。过两天又嫌我拖累你。”
我听见这句话，心里一沉。
原来她不是不想跟我走，是怕我哪天也用一句“我们只是搭伙”，把她推回原处。
我没有急着保证一辈子，也没有说什么漂亮话。
我只是把自己的工具袋放到她脚边。
“那就先走下一段。你不放心，我们把话说清楚。”
她没出声。
“以后接活，谁找到的都要一起商量。钱各自保管，生活费每月平分。你儿子需要钱，你先拿自己的那份。我家里有事，我也不会让你一个人扛。要是哪天不想搭伙了，谁都可以说，但不能突然消失。”
她看着我：“你这是谈合同？”
“我不太会说好听的。”我挠了挠头，“但我知道，不能再替你决定。”
她低下头，眼泪又掉了下来。
这次，她没有躲。
工头后来不同意我们一起去，说住宿确实安排不开。我当场拒绝了那份活，拿着结清的工钱，和她一起去找新的工地。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回板房睡。
工地已经断了水电，房东也催着收回。我们各自背着行李，在附近找了一间很小的合租房，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旧桌子。
她把自己的编织袋放在墙角，问我：“真的不后悔？”
我说：“后悔的是差点就走了。”
她坐在床沿，沉默了一会儿，把那只旧搪瓷杯放到桌上。
那是她跟着我三年后，唯一没丢掉的东西。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找活。
第三天，她联系上了儿子，告诉他自己暂时不回去，但过些日子会带钱回去看他。挂断电话后，她站在门口发了很久的呆。
我没催她，只把刚买的菜放进厨房。
她忽然问：“你以后还叫我女工友吗？”
我说：“你愿意让我叫什么？”
她想了想：“别再说‘只是搭伙’。”
我点点头。
三年搭伙，从未红过脸，并不代表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也不代表谁离开谁就理所当然。
工期结束那天，她握住我的手，问我是不是要丢下她。
我最终没有丢下她。
不是因为她哭了，也不是因为我一时心软，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愿意陪你过三年，至少应该拥有一次被你认真询问的资格。
从那以后，我们还是没有急着领证，也没有向别人解释关系。
但每次接新活之前，我都会先问她一句：
“这回，我们一起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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