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二十，我把手插进面盆里，凉水激得手腕一哆嗦。
面粉是昨晚称好的，五斤二两，堆在案板上，像个小山包。
我在中间扒个坑，兑水，手指头搅着，把面絮子慢慢拢到一块儿。
店里的抽油烟机嗡嗡响，声音不大，像有只老猫在房梁上打呼噜。
案板边上放着那条蓝布围裙，洗得发白，兜里揣着手机和半包纸巾。
今天周四，菜市场六点开秤，包子得五点半上笼。
我一个人干，和面、擀皮、剁馅、包，手脚不停。
挣的是辛苦钱，一个月下来，除去房租水电，剩不下多少。
朵朵还在家睡着，十岁，上四年级，早上自己热牛奶，坐公交去学校。
我男人三年前走的，跟一个卖保险的跑了，我没拦，也没闹。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往下过，谁也不欠谁的。
面揉到第三遍，手机响了。
我手上全是面，用胳膊肘把围裙兜里的手机拱出来。
屏幕上一串号码，是姑姑。
我把手在围裙上蹭了两下，划开接听。
“小苏啊……”
姑姑的声音不对，像被人掐着嗓子。
“姑姑？”
“航航……航航进医院了，你快来……”
她后面说了什么，我没听清。
只听见“重症”“肝”“不行了”几个词，从听筒里往外蹦。
手机贴着耳朵，我站在案板前，面粉在灯底下飘。
“哪个医院？”
“市一院，急诊，你快点……”
我解围裙的时候，手抖，带子上的死扣解不开。
最后是用牙咬开的。
出门的时候天还黑着，路灯把梧桐树影子投在地上。
我在路边拦了个车，报了市一院。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这么早，急诊啊？”
“嗯。”
车开得快，二十分钟就到了。
急诊楼的灯白得刺眼，走廊里一股消毒水味。
那味道里还混着方便面和汗，闷得人喘不上气。
姑姑坐在抢救室外的塑料椅上，头发乱着，脚上穿的是拖鞋。
她看见我，站起来，腿一软，又坐回去了。
“小苏……”
我扶住她，她的胳膊凉得像铁。
“怎么回事？”
“前天开始吐，说肚子疼，我以为是吃坏了……”
姑姑说着，手在我胳膊上抓着，指甲都掐进去了。
“昨天下午在学校晕倒了，老师打电话，送到医院就……”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顺着脸往下淌，滴在我手背上。
抢救室的门开了一条缝，护士探出头来。
“周航家属！”
姑姑一下子弹起来。
“在！在！”
“病人情况稳定了，转ICU，你们去办手续。”
我陪着姑姑去缴费窗口，前面就俩人。
窗口里的姑娘敲着键盘，头也没抬。
“先交两万。”
姑姑翻包，手抖得拉不开拉链。
我把自己的卡递进去。
“刷我的。”
姑姑看了我一眼，嘴动了动，没说出话。
办完手续，我们在ICU外面等着。
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天一点点亮起来。
有个老太太在旁边的椅子上打盹，怀里抱着个塑料袋。
姑姑靠着墙，眼睛盯着ICU的门。
“小苏，你说航航会不会……”
“不会。”
我握住她的手。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没事的。”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
姑父是七点多来的。
他穿着皮夹克，头发梳得溜光，身上一股烟味。
“怎么回事？”
他问姑姑，眼睛没看我。
姑姑又说了一遍，他皱着眉听完，掏出手机打电话。
“老李啊，我周建国，我儿子在你们医院……”
他声音很大，走廊里的人都往这边看。
打完电话，他才转过头来，冲我点了一下头。
“小苏来了。”
“姑父。”
“嗯。”
就这两个字，然后他又去打电话了。
上午九点，陈医生出来了。
四十来岁，戴眼镜，说话很慢。
“病人是急性肝衰竭，药物性的，具体诱因还要查。”
“严重吗？”姑姑问。
“目前靠机器维持。最好的办法是肝移植。”
“移植？”
姑姑的声音都劈了。
“对，活体移植。亲属之间配型成功的概率高一些。”
“我是他妈，我捐！”
陈医生看了她一眼。
“您先做个检查，看身体条件。”
姑姑当天就做了检查。
结果第二天出来的。
高血压，二型糖尿病，肝功能也不太好。
陈医生把报告递给姑姑的时候，声音放得很轻。
“您这个条件，不适合。”
姑姑拿着那张纸，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半天没动。
“那怎么办？”
“孩子父亲呢？可以做配型。”
姑姑抬头看了姑父一眼。
姑父站在窗户边上，正在打电话。
“周建国！”姑姑喊了一声。
“干啥？”
“医生让你去做配型。”
“我？”
“你是他爸。”
姑父把手机揣兜里，走过来。
“行，我去。”
他去了。
抽完血回来，他坐在椅子上，跷着腿。
“这玩意儿疼倒是不疼。”
姑姑没理他。
过了三天，姑姑来找我。
她站在我店门口，眼睛肿着。
“小苏。”
“姑姑，进来坐。”
她没坐，就那么站着。
“你姑父的结果出来了，他说他不行。”
“怎么不行？”
“他说肝上有个囊肿，医生说不能捐。”
“报告呢？”
“他说看着心烦，撕了扔了。”
我“嗯”了一声。
姑姑看着我，嘴唇哆嗦了两下。
“小苏，姑姑想求你个事。”
“你说。”
“你也去查查，行吗？”
她说完这句话，眼泪就下来了。
“多一个人，多一分希望。姑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看着她，想起小时候她来我家，带一兜子苹果。
“行，我去。”
第二天我去医院抽血。
针头扎进去，我看着自己的血往管子里流，暗红色的。
护士说：“按着，五分钟。”
我按着棉签，坐在走廊里。
姑父从那边走过来，手里提着两箱东西。
“小苏，你来啦？”
“嗯。”
“抽完了？”
“抽完了。”
他把东西放在地上，从兜里掏出一包烟。
“这医院不让抽。”
他把烟别回耳朵上。
“小苏啊，你这店里忙不忙？”
“还行。”
“要不姑父给你找个帮手？钱我出。”
“不用。”
他搓了搓手。
“行，那你有事跟姑父说。”
他提着东西走了。
结果出来那天，是陈医生给我打的电话。
“苏女士，您的配型和周航高度吻合，符合捐献条件。”
我拿着手机，站在面馆门口。
早市的人来来往往，有人问：“老板，包子好了没？”
“马上。”
“概率高吗？”我问陈医生。
“表亲之间能配上，不多见。”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那天下午，姑姑来了，姑父也来了。
姑姑一进门就抓住我的手。
“小苏，医生给我打电话了。”
“嗯。”
“你配上了。”
“嗯。”
姑姑的眼泪又下来了，这次是高兴的。
“小苏，姑姑给你跪下了。”
我赶紧扶住她。
“姑姑，你别这样。”
姑父站在门口，没进来。
他看着我们，脸上没什么表情。
那天晚上，姑父一个人来的。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擦桌子。
“小苏。”
“姑父。”
他走到我面前，突然就跪下了。
我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
“姑父！你干啥！”
“小苏，姑父求你了，救救航航。”
他五十多岁的人，跪在地上，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你姑姑天天哭，眼睛都快哭瞎了。航航才十六，他还有一辈子啊。”
我把他往起拉，他不起。
“你先起来，起来说话。”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店里还有两个客人在吃面，都扭头看。
我脸烧得慌。
“姑父，你起来，这事我得想想。”
“想啥啊？你配上了，医生说你能捐！”
“我得想想。”
我使劲把他拽起来，按在小马扎上。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卡，塞到我手里。
“这是二十万，你拿着。”
“姑父，你这是干啥？”
“你捐肝要歇好几个月，店里要关，朵朵要养，这钱你拿着。”
“我不要。”
“拿着！”
他声音大了。
“你要是不拿，就是不肯救航航。”
我把卡放在桌上。
“姑父，钱的事先不说。”
他看着我，眼睛红着。
“小苏，你给姑父一句准话。”
我没吭声。
那天晚上他坐到十点，我关门他才走。
卡他没拿，留在桌上了。
我把它收进收银台的抽屉，压在账本底下。
过了四五天，我去医院看周航。
ICU不让进，只能隔着玻璃看。
周航躺在里面，身上插着管子，脸黄得像蜡。
姑姑趴在玻璃上，嘴里念叨着什么。
我给她带了饭，她不吃。
“姑姑，你吃点。”
“吃不下。”
她坐回椅子上，人瘦了一圈。
“小苏，你姑父也去查了。”
我心里一动。
“嗯？”
“他说他不行，肝上有个囊肿。”
“囊肿？”
“他说医生说的，不能捐。”
姑姑说着，抹了一把脸。
“报告呢？”
“他说扔了。”
“扔了？”
“他说看着心烦，撕了扔垃圾桶了。”
我没吭声。
姑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她就是随口一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肝上有囊肿，不能捐。
这话听着没什么毛病。
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医院。
不是去看周航，是去找陈医生。
我在医生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
陈医生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苏女士？”
“陈医生，我想问个事。”
“您说。”
“我姑父，周建国，他也做了配型吗？”
陈医生推了推眼镜。
“这个……我不方便透露别的患者的信息。”
“我就问是不是做了。”
他看了我一眼。
“做了。”
“结果呢？”
“苏女士，这个我真不能说。”
我点点头。
“谢谢您。”
转身走了两步，他又叫住我。
“苏女士。”
我回头。
他张了张嘴，又摆摆手。
“没事，您慢走。”
周航住院第二十天，姑姑让我去姑父的铺子里拿医保卡。
铺子在建材市场最里头，一间门脸房，门口堆着瓷砖和水泥。
姑父不在，门没锁。
我进去找了半天，医保卡在抽屉里。
抽屉里还有一沓单据，我翻的时候，翻出来一张折叠的化验单。
纸都磨毛了边，折痕很深，像是被人反复看过。
我展开。
是配型报告。
周建国，男，52岁。
HLA配型结果：与受者周航高度吻合。
结论那一栏写着：符合活体肝移植捐献条件。
我站在铺子里，外面有人喊：“周老板在不在？”
我把那张纸折好，放回原处。
手心里全是汗。
我把医保卡给姑姑送去，什么也没提。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店里坐到半夜。
案板上的面发起来了，鼓得老高。
我想起我爸。
我爸走那年我十二岁，车祸，在国道上，对面的大货车越线。
我妈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姑姑是第二天来的，带了一兜子苹果，还有一罐她自己腌的萝卜干。
我妈没要，说“你家也不宽裕”。
姑姑把东西放在门口就走了。
那罐萝卜干在门口放了两天，我妈最后还是拿进来了。
我吃了一筷子，咸得发苦。
第二天，我去找姑父。
他在铺子里，正跟人谈生意。
我在门口等，等他送走客人。
“小苏？你咋来了？”
“姑父，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是不是也配上了？”
他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
“谁说的？”
“我就问你，是不是。”
“我肝上有囊肿，医生说不能捐。”
“哪个医生说的？”
“就……就那个陈医生。”
“我去问过陈医生了。”
姑父看着我，没说话。
“他说他不能说，可他没说没有。”
姑父的脸慢慢沉下来。
“小苏，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能救，你为什么让我捐？”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
铺子里静得能听见外面卡车倒车的声音。
姑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摸出烟点上。
“小苏，你还年轻，你不懂。”
“我不懂什么？”
“我今年五十二了。我要是躺下了，这个铺子谁管？你姑姑谁管？”
“那航航呢？”
“航航有你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
我站在那儿，觉得脚底下凉。
“姑父，那二十万，我明天还你。”
“小苏！”
我走了。
消息传得很快。
三天之内，我接了七八个电话。
二姨、三舅、表嫂、老邻居。
都劝我。
“小苏啊，救人一命啊。”
“你姑父不容易，你姑姑天天哭。”
“你还年轻，捐一块肝能长回来的。”
“你要是不捐，这一家子就散了。”
我一个个听着，嗯嗯啊啊地应着。
我妈也打来电话。
“小苏，你姑姑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什么了？”
“她哭，说你不管航航了。”
我拿着手机，没说话。
我妈顿了一下。
“小苏，你自己拿主意。妈不逼你。”
“妈。”
“嗯？”
“姑父自己配上了。”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你说啥？”
“他自己的报告，我看过了，符合条件。”
我妈又静了一会儿。
“那他想干啥？”
“他让我捐。”
我妈没再说话，过了半天，说：“你忙吧。”
挂了。
二姨来过一次。
她是我妈的姐姐，七十来岁，腿脚不好。
“小苏啊。”
“二姨，你怎么来了？”
“我来劝劝你。”
她坐下，喘了半天。
“你姑姑那边，天天有人哭。”
“我知道。”
“你就捐了吧。”
“二姨。”
“嗯？”
“姑父自己能捐。”
二姨愣了一下。
“你说啥？”
“他自己的配型报告，我看过，符合条件。”
二姨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那……那他咋不捐？”
“你问他。”
二姨坐了一会儿，拄着拐棍走了。
又过了十来天，我收到法院的传票。
姑父起诉我，案由是“不当得利”。
诉状上写着：原告周建国于某年某月某日向被告转账二十万元，用于资助被告捐献肝脏期间的误工及营养费用。被告收取该款项后，明确表示拒绝捐献，致使原告的赠与目的无法实现，故请求被告返还该款项并支付利息。
我拿着传票，坐在店里的马扎上，看了三遍。
那二十万，在抽屉里放了快两个月，我一分没动。
我把传票折好，塞进围裙兜里。
我找了个律师，姓李，女的，三十来岁，说话干脆。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李律师听完，问我：“你有证据吗？”
“有。”
“什么证据？”
“配型报告，在他铺子抽屉里，我看过。”
“拍照了吗？”
我摇头。
“当时没想那么多。”
李律师皱了皱眉。
“没关系，可以申请法院调取。医院的记录跑不掉。”
“那他会不会不承认？”
“他不承认也没用，医院有存档。”
李律师顿了顿。
“不过，苏女士，我得跟您说清楚。这二十万，按法律上讲，您确实得还。”
“我还。”
“您想清楚了？”
“我本来就没打算要。”
李律师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那咱们庭上见。”
开庭那天是阴天，早上飘了点雨。
我穿了件干净衬衫，把围裙留在店里了。
法院在城西，一栋灰楼，门口两棵梧桐树。
李律师在门口等我，手里拎着公文包。
“紧张吗？”
“还行。”
进法庭，姑父已经在了，坐在原告席上。
他穿了件西装，头发梳得比那天还亮。
姑姑坐在旁听席第一排，低着头。
我看了她一眼，她没看我。
法官进来，是个四十来岁的女法官，戴着眼镜，声音不高。
程序走完，轮到双方陈述。
姑父的律师先念诉状。
念到“被告明确表示拒绝捐献”的时候，姑父突然站起来。
“法官！”
法官抬眼看他。
“原告，请坐下陈述。”
“法官，我儿子才十六岁！”
他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
“她配上了，她就是不肯捐！她见死不救！”
“原告！”
“她是我侄女啊！我儿子叫她一声姐啊！她见死不救！”
他指着我，手指头在抖。
法庭里静了一下。
我坐在被告席上，手放在膝盖上，没动。
李律师站起来：“审判长，原告的陈述与本案案由无关。”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
“原告，控制情绪。再有一次，我请你出去。”
姑父坐下了，胸口一起一伏。
法官翻着卷宗，翻了一会儿，抬起头。
“原告，我问你一个问题。”
姑父站起来：“您说。”
“孩子亲爸的配型报告在哪？”
法庭里一下子静了。
姑父张了张嘴。
“什么？”
“周航是您的亲生儿子，对吧？”
“对。”
“患者做肝移植，直系亲属是第一顺位供体。您的配型报告在哪？”
姑父站在那儿，脸一点点白下去。
“我……我肝上有囊肿……”
“哪家医院出的报告？什么时候出的？”
“就……就市一院……”
法官低头看了看卷宗，又抬起头。
“本院已经向市一院调取了相关记录。”
她把一张纸举起来。
“周建国，男，五十二岁，HLA配型与患者周航高度吻合，符合活体肝移植捐献条件。落款日期，是周航入院第十二天。”
姑父的嘴张着，没出声。
“这份报告，您见过吗？”
姑父没说话。
“原告，我问您话。”
“见过。”
这两个字，他说得特别轻。
法庭里，姑姑猛地抬起头。
法官最后问：“原告，是否坚持诉讼请求？”
姑父的律师站起来。
“审判长，我方申请撤诉。”
法官看了姑父一眼。
“准许。”
法槌落下来，声音不大。
我站起来，从包里拿出那张银行卡，放在桌上。
“审判长，这二十万，我从来没动过。”
法官点点头：“被告可以当庭返还原告。”
姑父没接。
他站在那儿，像是被抽了骨头。
姑姑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走过去，把卡拿起来，塞进他兜里。
然后她转过身，看着我。
“小苏。”
“姑姑。”
她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最后她只是点了点头，扶着姑父往外走。
走出法院，姑姑追出来了。
“小苏！”
我停下。
她跑到我面前，喘着气。
“小苏，姑姑对不住你。”
“姑姑，你别这么说。”
“是我没本事，我身体不行。”
她说着，眼泪又下来了。
“你姑父他……他也是怕。”
“我知道。”
“你不恨他？”
我想了想。
“恨谈不上。”
“那你恨我吗？”
“不恨。”
姑姑站在那儿，看着我。
“那你以后还来吗？”
“来。”
周航的手术是在半个月后做的。
姑父捐的。
手术做了九个多小时，父子俩都平安。
这些是我妈告诉我的，我没去医院。
我妈去了，回来跟我说：“你姑姑瘦得脱了相。”
“航航呢？”
“航航挺好的，能下地了。”
我“嗯”了一声，继续包我的包子。
那罐萝卜干，我妈后来腌了一坛新的。
她让我给姑姑送去。
我去了医院，姑姑在病房里给周航喂粥。
我把坛子放在窗台上。
“我妈腌的。”
姑姑看了我一眼。
“替我谢谢你妈。”
“嗯。”
周航躺在床上，看见我，叫了声“姐”。
我说：“好好养着。”
他点点头。
我没多待，十来分钟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还是四点二十。
我把手插进面盆里，凉水激得手腕一哆嗦。
抽油烟机嗡嗡地响，街上的路灯还亮着。
案板上放着那条蓝布围裙，我拿起来，带子在腰上绕两圈，系个死扣。
窗外有人推着三轮车过去，车轱辘压过井盖，哐当一声。
面揉到第三遍的时候，天亮了。
风从门口灌进来，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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