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19日，上海，贺子珍因病离世，享年75岁。消息传到水静耳中时，这位曾长期照料贺子珍的老朋友，想起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往事，而是一个称呼：毛主席晚年写信给贺子珍，开头常写“桂妹”。
这个称呼并不复杂。贺子珍出生于1909年桂花飘香的时节，“桂妹”二字，带着旧日夫妻间的亲近，也保留着一段没有被岁月完全冲淡的私人记忆。水静后来谈及此事时，认为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感情，始终一往情深。
水静第一次见到贺子珍，是在1954年的上海。当时，杨尚奎因病住院，水静陪伴在侧。一天，一位穿白色衬衫、蓝色长裤的女同志来到病房，举止安静，谈吐有分寸。
她问：“杨尚奎同志是在这里养病吗？”
经过介绍，水静才知道来人是贺子珍。两位老战友谈起中央苏区和江西永新，水静插不上话，便坐在一旁静静听着。那次见面时间不长，却让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外表清秀，性格沉稳，说话有条理。
四年后，贺子珍回到江西休养。那是1958年夏天，江西方面接到上海的联系后，老战友们都表示欢迎。她住进南昌三纬路一幢修缮过的小楼，院子不大，却很清静。省委按照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标准，给予她相应待遇，并安排了炊事员、司机和护士。
水静和杨尚奎常去看望她。相处久了，两人从老革命经历谈到孩子和日常生活，关系逐渐亲近。贺子珍有时也会到水静家坐坐，院子里多了说话声，生活便不显得那么冷清。
然而，身体状况始终困扰着她。有一次病情发作，贺子珍连续几天不肯进食，身边人十分着急。杨尚奎让水静过去照料，水静看到她面容憔悴，心里很不是滋味。
劝说没有效果，水静便和护士商量，想了个迂回办法。她让护士陪贺子珍散步，故意把人带到自己家中。饭菜摆上桌后，水静没有直接劝她，只说：“我还没吃饭，陪我吃一点吧。”
贺子珍坐在对面，看着水静吃饭，过了一会儿，也拿起了筷子。那一顿，她吃了一碗饭，喝了一碗粥。对病中的人来说，这个细节比许多宽慰的话更实际。
贺子珍在江西休养期间，女儿李敏曾多次前来看望。水静回忆，李敏每次来，往往带着母亲喜欢的食物和需要的药品。毛主席也会过问贺子珍的情况，并让女儿多去陪伴。
有一次，李敏带着孔令华一同前来。贺子珍得知女儿准备结婚，很是高兴，还提到毛主席来信，希望他们征求母亲的意见。她说：“只要孩子们是真心相爱的，我没有什么意见。”
这句话朴素，却能看出她对女儿婚事的重视，也能看出毛主席处理家庭事务时的谨慎。两人分开多年，但对子女的牵挂，仍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延续着。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贺子珍迎来了与毛主席的一次重逢。7月7日，杨尚奎通知水静，让她尽快下山接人，同时特别交代，这件事需要保密，不可提前让贺子珍知道见面对象。
水静与朱旦华到南昌后，只以省委邀请休养为名，把贺子珍接上庐山。一路上，她们尽量谈些轻松的话题。贺子珍心情不错，并没有察觉这次行程另有安排。
到达庐山后，水静陪她住在一处普通住所。当天晚上，水静接到毛主席的电话。主席问：“客人的情况如何？”
水静回答：“一切都好。”
第二天，毛主席安排水静晚上把贺子珍送过去。见面地点经过周密布置，警卫人员也提前获悉车辆情况。贺子珍进入房间后，水静在外面等候。
一个多小时后，警卫员请水静进去。毛主席叮嘱她，贺子珍情绪激动，第二天必须陪伴左右，不能离开。随后，他又问起贺子珍享受的待遇，听到回答后，才表示认可。
那一夜，贺子珍谈起井冈山时期的生活，也提到自己当年离开延安前往苏联的经过。水静问起这段往事，她只是叹息着说：“那时我不太懂事。”
这是两人自延安分别后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水静依照安排将贺子珍送下山。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庐山相逢，竟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交集。
1976年毛主席逝世，贺子珍听到消息后悲痛落泪。1979年9月，她在李敏和孔令华陪同下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始终没有说话，只紧紧攥着手帕。
贺子珍晚年病痛缠身，水静却记得，她提到毛主席时，仍会谈及对方的生活习惯和旧日称呼。1984年她在上海去世，留下的那封封以“桂妹”开头的信，也成为水静讲述这段往事时最难忘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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