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北京某家医院，21岁的史铁生躺在病床上，双腿的力量正一点点消失。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场疾病不会像普通病痛那样短暂，而将彻底改变他此后的人生方向。
史铁生出生于北京。按照他在散文中的回忆，母亲初见这个孩子时，曾因相貌而感到失落。所谓“遭嫌弃”，并不是家庭真的抛弃了他，而是一个年轻母亲面对意外时流露出的复杂情绪。真正陪伴他长大的，是被他称作“小脚奶奶”的祖母。
童年里，奶奶给了他稳定而细密的照料。1958年，7岁的史铁生在读小学时，偶然知道祖母出身于地主家庭。这个标签在当时并非普通的家庭背景，而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社会评价。
他曾因此与奶奶产生隔阂，却很快发现，身份不能代替一个人的品性。奶奶把他带大，给他做饭、缝补衣物，也在他害怕时守在身旁。年幼的史铁生最终明白，所谓成分只是外界强加的判断，亲情却是日复一日的事实。
史铁生读书成绩很好，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作文尤其出色。少年时代的他性格开朗，身边朋友很多，还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比赛交朋友，我大概不会输。”
可成绩并没有替他扫清道路。因为家庭出身，他迟迟没有入团，毕业时也没能像许多同学那样被安排留在北京工作。面对空荡荡的名单，他反复寻找自己的名字，直到确认没有结果，才知道命运早已替他划出了一条看不见的界线。
1969年1月，刚满18岁的史铁生前往陕北延川县清平湾插队。北京少年第一次真正接触黄土高原，既新鲜，又陌生。那里土地贫瘠，农活繁重，春播、夏收、秋收和冬季修梯田几乎没有间歇。
他起初跟着乡亲劳动，后来因身体不适改去放牛。表面上，放牛似乎轻松一些，实际同样需要长时间奔波，夜里还要在阴冷的牛棚照料牲口。长期劳作和恶劣环境，使他的病情持续加重。
1972年，他回到北京治疗。入院时，史铁生以为休养几个月便能重新站起来，然而病变侵入骨髓，双腿最终失去功能。1973年，他被朋友抬出医院，轮椅从此代替双腿，成为他无法绕开的生活工具。
那几年，他的母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既要照料不能行走的儿子，又要设法为他寻找工作，还要面对自己的肝病。史铁生当时沉浸在痛苦里，很少意识到，母亲每次看着他摇着轮椅出门，心里都在担忧他是否还能平安回来。
地坛成了他经常去的地方。那里安静、荒凉，没有人追问他的病，也没有人要求他立刻振作。母亲不敢过多干涉，只能在门口目送；如果儿子迟迟未归，她便急忙赶到园中寻找。
母亲去世后，史铁生才真正理解那份沉默的爱。她没有留下长篇劝告，临终时仍惦记着患病的儿子和年幼的女儿。这个细节击中了他，也让他第一次从自己的困境中抬起头，看见另一个同样被命运牵制的人。
母亲于1979年去世。此后，史铁生开始重新写作。1978年，他的处女作《爱情的命运》发表；后来，他以清平湾的生活为素材，写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3年，这篇小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因此，标题中“母已死去7年”的说法，与通常可核对的时间并不完全吻合：从1979年母亲去世，到1983年作品获奖，相隔约4年。历史细节不能随意挪动，但这并不影响那段经历的分量——母亲没能亲眼看见儿子从轮椅旁重新拾起写作之路。
命运并未就此放过他。肾病、褥疮和尿毒症接连而来，透析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他曾自嘲：“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作。”话听起来轻，却包含着长期病痛带来的真实压力。
有意思的是，史铁生没有把写作只当成谋生手段。他反复追问人为何活着，为什么遭受苦难，又怎样在有限处境中保留选择。他写《我与地坛》，写《病隙碎笔》，也写《扶轮问路》，文字从个人遭际逐渐伸向对生命和尊严的思考。
朋友余华曾回忆，史铁生说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这句话并非否认苦难，而是他在苦难之中仍能看见友谊、亲情和写作给予的支撑。那种判断，来自一生的疼痛，也来自他对人世的重新认识。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59岁。关于器官捐献，相关回忆称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牵挂这一心愿，并为等待移植协调而延长了告别时间。一个长期被疾病限制身体的人，最终仍试图把身体能够留下的部分交给别人，这成为他人生最后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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