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6日，重庆歌乐山附近，宋振中被特务杀害时，手里仍紧紧攥着半截铅笔。这个孩子后来被人称作“小萝卜头”，而那件不起眼的遗物，记录了他短暂生命里最珍贵的愿望：读书，识字，走出牢房。
半截铅笔并不贵重，却与宋振中的全部童年紧紧相连。他出生后不久，便跟随父母被关进监狱，几乎没有见过真正的校园，也没有在宽敞的教室里坐过一张课桌。对他而言，能够握住铅笔，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宋振中出生于1936年，父亲宋绮云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母亲徐林侠同样参加过革命活动。1941年，宋绮云被捕后，徐林侠带着只有8个月大的儿子前去寻找丈夫，不料落入特务设置的圈套。母子二人随后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
牢房阴暗、潮湿，饭菜中常混有沙粒，能够吃到一碗面条，已经是难得的照顾。徐林侠常常把饭里的杂物一点点挑出来，再喂给孩子。年幼的宋振中长期营养不足，身体瘦小，脑袋显得格外大，狱友们便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
这个称呼背后，是一段令人难以想象的童年。
他没有玩具，也没有同龄伙伴，接触最多的是铁门、木板和沉重的脚步声。但牢房里的革命者没有把他当作普通孩子看待，大家尽力保护他，也尽力让他接触知识。宋振中聪明好学，很快便对文字产生了兴趣。
在狱友的争取下，特务终于允许他在监狱里读书。罗世文成为他的老师，后来黄显声也教过他。没有桌椅，他们就坐在地上；没有纸笔，母亲便在地面铺一层薄土，让他用长钉写字。
“萝伯伯早！”
这是宋振中上课时常说的话。罗世文教他识字，也教他分辨是非。孩子逐渐明白，父亲和狱中的叔叔阿姨为什么被关押，也知道那些看守与革命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
有一次，一名狱友因受刑和病痛无法进食，宋振中发现后立即跑回去告诉母亲。徐林侠舍不得让孩子挨饿，却还是把原本留给他的面条煮好，托他送给那位病中的同志。面条很少，但在封闭的牢房里，它代表着没有被铁门隔断的相互扶持。
随着年龄增长，宋振中还承担起传递消息的任务。由于他年纪小，能够在部分牢房之间走动，狱中的同志便把一些重要内容写在纸条上，由他悄悄转交。那些纸条记录着外界形势和斗争消息，被狱友们称为“狱中挺进报”。
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实际十分危险。宋振中必须记住纸条放在哪里，经过看守时不能慌乱，更不能让人看出异常。孩子年纪虽小，却懂得沉默的重要。他把自己的机灵，变成了牢房里难得的联络通道。
他也强烈渴望自由。一次随母亲外出看病，他第一次看见监狱之外的街道，许多寻常景象都让他感到陌生。棺材铺、土地庙、来往行人，对别的孩子而言司空见惯，对他来说却像另一个世界。
看到天空中飞过的鸟，他曾问母亲，鸟儿为什么能够自由飞翔。母亲没有立即回答。她知道，孩子并不只是羡慕鸟儿，而是在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走出高墙。
1949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重庆的统治者已接近末日。歌乐山各处监狱的看守开始毁灭罪证，转移和杀害被关押人员。9月6日，宋振中与父母一同遭到杀害，年仅8岁。与他们同时遇害的，还有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秘书等人。
特务并没有因为他是孩子而停手。宋绮云、徐林侠先后遇害，宋振中也未能幸免。此时距离重庆解放已经很近，他本该有机会走进学校，拿起真正的课本，却永远停在了8岁这一年。
后来，人们从遗体和遗物中确认了他的身份。那半截铅笔被他攥在手里，笔身已经短得难以书写，却始终没有被丢弃。对于一个从未真正拥有过校园生活的孩子来说，它不是普通文具，而是他曾经努力靠近过的知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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