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8年，魏太和二年，关中通往上庸的道路上，司马懿率军昼夜兼程。此时的新城太守孟达，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密谋已经泄露，更没有想到，几年前写信招揽他的诸葛亮，反而成了逼他走上绝路的人。
孟达这个人，不能简单用“无能”二字概括。他有才干，也懂得审时度势，更擅长观察主君的态度。遗憾的是，他把这种本领用在了反复选择阵营上，既想保全自己，又想在乱世中获得最大的权势。
孟达与法正同为扶风人，早年入蜀，受到益州牧刘璋任用。刘璋性情多疑，对部下始终留有防备，孟达和法正虽有能力，却难以真正施展。公元211年，刘备入蜀后，两人逐渐转向刘备一方。法正后来成为刘备的重要谋士，孟达则被派往西线和汉中一带任事。
这次改换门庭，对孟达而言并非仓促决定。刘备入蜀时，他已经看出刘璋难以成事，于是顺势靠拢新主。这样的选择在当时并不罕见，但孟达的问题在于，他后来几乎每逢形势变化，都会把“保命”放在忠诚之前。
刘备夺取益州后，对孟达颇为重用。孟达曾任宜都太守，后来又参与汉中方向的军事部署。能被安排在边地，说明刘备认可他的能力。蜀汉初建，人才并不宽裕，孟达熟悉地方事务，又有带兵经验，自然成为可以使用的一枚棋子。
转折发生在荆州失守之际。
公元219年，关羽北伐襄樊，东吴吕蒙袭取荆州，荆州蜀军陷入孤立。关羽曾向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请求援军，但二人没有出兵。史料记载，上庸刚刚纳入蜀汉，局势尚未稳固，孟达等人担心部队不可靠，也担心出兵后自身防区失守。
这个理由并非全无道理，却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关羽危急时，他们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
有人劝道：“上庸初定，若轻动兵马，恐怕后方生变。”
刘封仍有犹豫，孟达却坚持观望。结果，关羽未能得到援助，败走麦城，随后在临沮被吴军擒杀。关羽之死震动天下，也使刘备与蜀汉内部的责任追究不可避免。
孟达清楚，自己若回成都受审，前途极其危险。于是，他写信劝刘封一同离开。刘封没有接受，选择返回成都承担后果；孟达则带着部属投奔曹魏。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后，孟达得到任用，被封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后出任新城太守，镇守房陵、上庸、西城一带。曹丕并未因他曾事刘备而弃用，反而把他放在战略位置上。原因很现实：孟达熟悉蜀汉情况，手中又有一定兵力，能够牵制汉中方向。
有意思的是，孟达在魏国同样受到猜疑。别人愿意用他，却未必真正信任他。一个曾经离开刘璋、又离开刘备的人，谁能保证他不会再离开曹魏？他的能力越强，主君越想借重；他的经历越复杂，部下和同僚越难放心。
刘封回到成都后，被刘备处死。关于其中缘由，《三国志》记载，刘封不仅未救关羽，还与孟达有冲突，并拒绝归还孟达家属。诸葛亮曾提醒刘备，刘封刚猛有才能，若日后难以驾驭，可能成为刘禅继位后的隐患。刘备最终下令赐死义子。孟达听闻此事，更加确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然而，曹丕去世后，孟达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者。魏明帝曹叡即位，朝廷对他的态度逐渐转为防范。偏偏此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开始筹划北伐，孟达镇守的新城地处魏蜀交界，战略位置十分敏感。
诸葛亮深知孟达的性格，也知道他与魏国之间并非牢不可破。于是，他通过李严等关系与孟达联络，试图促成其反魏。孟达收到消息后，果然开始动摇。他一面接受魏国官职，一面暗中准备响应蜀军。
孟达或许以为，只要蜀汉大军抵达，自己便能再次换得一条生路。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一次，魏国不会再给他留下从容选择的时间。
申仪察觉到孟达的异动，将消息报告给司马懿。司马懿当时驻守宛城，按照常规调兵速度，孟达足以完成部署。可是司马懿判断孟达尚未公开举事，决定迅速进军，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部下提醒：“道路遥远，是否应先奏报朝廷？”
司马懿回答：“孟达反复，事机不可缓。”
魏军昼夜兼程，很快抵达新城。孟达原本以为蜀军消息尚未传开，城防准备并不充分，突然遭到围攻后，只能仓促应战。司马懿命人切断援路，又从多个方向攻城。孟达曾写信求缓，甚至表示愿意重新效忠，但司马懿没有接受。
公元228年，孟达兵败被杀。诸葛亮没有救出他，反而借他的动摇牵制了魏军；司马懿则用极快的行动，消除了新城这个隐患。孟达一生三次转换阵营，得到过刘备、曹丕的重用，也确实拥有不俗才能，却始终没有建立起让人信任的根基。
他败的并不只是一次谋反，而是败在所有人都知道他会再次改变立场。这样的名声一旦形成，纵然握有兵权，身边也很难有真正愿意与他共担风险的人。孟达临终前面对的，不只是司马懿的军队，还有自己多年反复选择留下的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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