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甲级战斗英雄与铁道游击队创始人，徐广田在抗战胜利后为何投敌？|刘洪|徐广田|林嫂|铁道游击队

1943年夏天，山东临沂，一间土墙青瓦的大会堂里挤满了人。窗外的蝉声被一阵阵掌声盖住，汗味、尘土味、硝烟未散的军装味混在一起。台上，一个中等个头、穿着便衣、脸上还有伤疤的男人，被宣布为“甲级战斗英雄”的那一刻，下面有人悄悄嘟囔了一句：“这就是扒火车的那个徐广田。”

那一天，铁道游击队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被郑重写进记录。而对很多后来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来说，他们也许想不到：十几年后，这个被大家当成“铁路上的飞将军”的人，会在另外一个办公室里，戴着敌人的帽徽，给自己过去的战友下达抓捕命令。

同样一个人，从“甲级战斗英雄”到敌人的特务连长，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只看结果，会觉得简单：叛变，背叛组织。可把时间捡起来，一段一段拼回去，你会发现，这不是一部脸谱化的“英雄堕落史”，而更像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的一面放大镜——热血、困惑、荣耀、怨气，全都糅在一起。

故事，得从他丢掉那口“饭碗”说起。

那年是1938年，徐广田三十岁不到，在铁路上有一份不算富裕、但比大多数农民强一点的工作。铁路，就是他家唯一的出路，也是这一带不少人赖以糊口的“命根子”。日本人打过来以后，铁路被占，很多中国工人要么被赶，要么被打，要么被逼着给鬼子干活。

轮到他的时候，理由很简单——“不顺从”。解释、求情、低头，都没用。工资停了，人被撵了出去。他从铁道边沿着枕木走了很久，心里只有一句话：饭碗让日本人给砸了。

很多人从那一刻开始，只会想着怎么活下去；他却顺手从愤怒里抓起了另外一件东西——枪。

刚开始，他找的不是共产党。他附近有个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姓崔，大家都叫他“崔五”。徐广田就近去了崔五的队伍，打鬼子，也混个出路。他实话实说：那时候就是想抗日，但也得养家，不能光讲大义不吃饭。

在崔五的队伍里混了几个月，他发现问题：天天嚷着抗日，打的仗却稀稀拉拉；兄弟们冒着命去抢点东西，多数没进老百姓手里，反倒成了某些人的“私库”。说是队伍，其实更像一群各自打算盘的杂牌军。

他开始琢磨：这条路，走不长久。

就这样，走着走着，他把路拐到了铁路上。

一开始他只是去火车上偷点东西——黑炭、杂货。那时候日军占领交通要道，津浦铁路鲁南段和临枣支线成了他们输送军火和物资的生命线。火车一趟一趟开过去，碳黑的烟在空里画着线，车厢里装着的东西，在普通百姓眼里就是另一个世界的财富。

徐广田第一次扒火车，只是想弄点煤回家。他熟悉铁路，知道车次、知道站点、知道什么时间点最容易下手。几次下来，他发现，日军的车厢里不只是一堆黑炭，还有更值钱的东西——枪。

步枪，大盖的，机枪，闪着油光。那是另一个时代的“高级货”，要在正规战场上缴获，一场血战下来才可能弄到一两支。而在这里，它们就这样躺在车厢里，等待被运往前线。

那一瞬间，他脑子里划过的念头很简单：既然鬼子用铁路打我们，那我们就从铁路上掏他们的心肺。

1939年秋天，扒火车已经成了他最熟练的本事。他开始不满足于一个人动手，拉上王志胜、洪振海等几个脑子灵、胆子大的朋友。他们盯了一辆运武器的火车，夜色下扒上车，手法娴熟，带着十几支步枪、两挺机枪轻手轻脚地下了来。

如果说之前他还只是个愤怒的铁路工人，这一次，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敌后武装夺枪行动”。

枪是给谁用？总要有人来组织。

那时候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正处在夹缝里生长。日军实行所谓“强化治安”，大规模“扫荡”，一茬一茬地烧村、杀人、清剿；国民党顽固派时不时从侧后捅刀；土匪、旧式武装趁火打劫。鲁南根据地和外界通道被敌人切断，部队缺枪少弹，不得不化整为零，散在各村、各山头以游击形式生存。

就在这种环境下，一支专门“打铁路”的小部队应运而生。这支后来在小说、电影里家喻户晓的队伍，在现实里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响亮的名字。人不多，装备拼凑，住在老乡家里，行踪像影子一样。直到后来，人们习惯叫他们——铁道游击队。

很多人说，这支队伍是“从铁路上扒出来的”。那半句被忽略的，是徐广田他从生活断崖边上走出的那一步。

铁道游击队早期的行动，并不是什么惊天的大爆破，而是极其细致、甚至有点“偷”的味道。可要知道，在那种环境下，“偷”一支步枪，对部队来说就相当于给一个班多了一条命。

他们的经典战例，后来被写进了小说，翻拍进电影，但在当时，其实都只是灰头土脸的日常。

1940年，枣庄附近的一次行动算得上是一个标志。

那天是白天，火车站人来人往，队员们分成几批，一批买票上车，一批伪装成普通乘客，一批等着扒车。车厢里有十几个日本兵，懒洋洋地坐着，枪就放在手边。火车刚出枣庄不远，车厢里稍微安静了一点，扒上来的队员给了里面的人一个眼色。

日本兵听到动静，刚要掏枪，四面“乘客”同时起身，扑上去。有人直接按住枪口，有人抡起枪托往鬼子头上砸，有人一脚踹在鬼子膝盖上。短短几分钟，车厢里枪声没有响出几声，人已经倒了一地。队员们抓紧时间，搜枪，跳车，沿着事先踩好的路线转移，几分钟后，车厢恢复表面的平静。

这种直接在车上干掉敌人的行动，其实在他们众多战例中算是“高风险操作”。更多时候，他们不跟鬼子正面硬碰，靠的都是耐心和智谋。

1941年，临城站的一次行动，是“智取”的典型——明显带着江湖味，却又透着游击战争的那种灵性。

那一天只是三个人先上车，他们打的是车队长的主意。抓住车队长，就等于抓住了整列车的命脉。他们悄无声息地控制住车队长，把他带到前面队员埋伏的地方。等火车开动，车厢连接处的“封管子”被悄悄打开，后面三节车厢被摘掉。火车头继续往前跑，车上的鬼子以为一切照旧，谁也没想到自己已经“少了半截”。

当火车消失在黑夜里，这三节悄然“甩”在路上的车厢，里面的枪、粮食、布匹变成了根据地的军需物资。

那一次行动过去没多久，他们又盯上了一列满载布匹的列车。这次鬼子有了防备，车门紧锁，车厢严防。队员们在深夜里又出动，但他们没有硬撬车门——那样太冒险，动静太大。

他们改了办法：几个人蹲在车钩头上，趁火车速度不快的时候，快速摘下后面的一整节车厢。车厢随惯性晃了几下停稳，这样一节装满布的车，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变成了游击队的“搬运物”。车上的三十多名日本兵，坐在前面车厢里，毫无所觉。等火车到了徐州，列车长清点车厢数目，才发觉少了一节。

惊慌之中，他们回头追查，跑回事发地只看到空空的铁道和夜风。他们慌作一团，知道东西丢了，回去没法交差，索性对着空气乱开几枪，在现场留下点“战斗痕迹”，回来好向上级胡编一个“激战被夺”的故事。

这种近乎黑色幽默的场景，在铁道游击队的历史里一点也不稀罕。他们炸过铁路，掀过轨枕，也炸过火车，把装着军火、粮食的列车炸成一堆扭曲的铁皮，再从中抢回自己需要的东西。每一次行动，都是用极小的兵力，让敌人的运输线付出成倍的代价。

换句话说，他们用铁轨，把战线拉进了敌人的后方。

但凡事都有代价。这些听起来潇洒的战斗，背后是血和伤，是家破人亡。

徐广田自己受过几次重伤。子弹在身上穿过，留下一个个坑洼的疤。他的弟弟，在一次行动中牺牲，死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他的哥哥在战斗里致残，成了家里再也抬不起重物的那只“断手”。对于一个本就不富裕的铁路工人家庭来说，这些几乎就是命被掏空了。

但那时的他，没空细想这些“账”。战争没结束，任务还在，他有的是怒火和冲劲。组织看到了他的勇敢，群众看到了他的果断和机警，“徐广田”的名字，跟着一趟趟被截停、被炸毁的火车一起，在鲁南一带传开。

奇怪的是，名声越大，人却越“神秘”。

铁道游击队活动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不能露面，不能常驻一地。村里人只听过他的名字，没见过他的脸，便在一个个故事里加上自己的想象。有的人说他一晚上能跑几十里不带喘，有人说他一个人能打十个鬼子，还有人说他会“飞”，上车就像猫一样，来无影去无踪。

这些夸张的说法，不难理解。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心里对英雄，是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寄托的。更何况，他们亲眼见过这些人做的事。

有一次，铁道游击队的行动计划被打乱，上百个敌伪军突然闯进村子。徐广田和战士们正悄悄在村中休整，枪一上肩，就是准备拼命的节奏。队员们在院子里换眼色，老乡们心里也明白，只要开枪，这个村子可能就保不住了。

就在火烧眉毛的时候，村长站了出来。

他拦住领头的日本军官，说：“不要搜，我保证，只要这里有一个八路，就把我的头给砍掉。”这话说出口，不只是胆子大，是拿自己的命当挡箭牌。

日本军官不信，坚持要搜。村长急了，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那你搜，我跟着你。你把指挥刀拔出来，只要搜出来一个八路，现场就杀我。

这样的姿态，让那个带队的官兵心里起了另外一种念头——这个中国人是不是想讨好他们，借机表现忠诚？再加上他们本来这次行动也只是例行“示威”，不一定真想挨家挨户搜。就这样，一番虚张声势后，鬼子选择了不搜这个村。

敌人一撤，徐广田他们立刻转移。村口那条狭窄的土路上，早已提前站着放哨的人，一段一段往后传信号，有人用咳嗽，有人用喊牲口的口号，有人干脆把草帽拿在手里摇一摇。等敌人再想回来搜的时候，这支队伍已经像烟一样散进了山和庄稼地里。

铁道游击队的传奇，不只在枪声里，也在这种一环扣一环的群众配合里。

伤员住进老乡家里，炕上躺着的人只敢在夜里起身活动一下，一到白天就像普通病人一样缩在被窝。门外放哨的那个小伙子，可能是村里最能扛东西的壮劳力，他站在那里，就是几个小时，一路站到村头的小桥边。桥那头还有一个人，再远一点还有一个。这些人不算“编制”，却一层一层把战士们护在中间。

没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就不会有铁道游击队；没有这样的英雄故事，也不会有后来那一本书。

写《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徐广田的生活。

他第一次见到徐广田的时候，是战争已经趋于胶着的时候。那天，徐广田穿着便衣，看起来更像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而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飞车英雄”。刘知侠后来回忆说：他中等身材，神态安静，说话带笑，有几分腼腆，像个不太爱说话的青年。可当他回忆起战斗，眼睛一瞪，那股杀气就上来了，让人很难把他和“腼腆”放在一起。

这种复杂性，是作家最敏感也最珍惜的。几次采访下来，刘知侠在笔记本上积累了一堆故事，火车上的伏击、深夜里的截车、山村里的转移、队员之间的争执甚至打闹……这些细碎的情节慢慢拼成了他脑海里那支队伍的轮廓。

他本以为这位“原型人物”会一直在抗日战士名录里占据一个稳固的位置。却没想到，抗战一结束，局势一变，人也变了。

抗战胜利后，徐广田的生活，像突然失速的列车。

对于很多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战士来说，胜利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道难题。枪声一停，硝烟散尽，他们得开始面对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以前从来没认真想过的世界。

徐广田的家庭，这时候已经残缺得不成样子。哥哥残废，弟弟牺牲，自己身上伤疤累累。那些年，他用命换回来了枪、粮食，也换来了家里一屋子病号，和一个再也干不了重体力活的家庭结构。

更要命的是，蒋介石为阻止解放区力量向南发展，下令拆除部分铁路。对外的说法是“防止共军利用铁路”，对无数铁路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最后一点谋生之路被人为掐断。徐广田一家，本来就把铁路当作唯一的“饭碗”，现在，这口碗彻底碎了。

战争时期，他不需要问自己“我靠什么吃饭”——组织给他枪，老乡给他饭，他给大家扛回战利品，仿佛一切都自然而然。可一旦大局转换，战火逐渐移向内战，原本松散的游击队要整编，人人都要找定位——这一套，他是没有准备过的。

与此同时，另一个东西在悄悄膨胀——名气。

从英模大会开始，他就被树成一个“典型”。英雄事迹被整理、被宣讲，他出现在各种会议的记录里。老百姓见他，就像见到了传说中的人。有人把他救过自己家人这件事说成是“恩人下凡”，有人为他端上最好的饭菜，有人见到他，就当街夸：“徐队长，你是咱们的大英雄。”

这类话说多了，人心里要是没有一根定海神针，很容易飘起来。特别是像他这种出身、背景的人，过去从来没被这么仰视过。

组织确实注意到了这一点。战争年代，有些人冲锋在前，作战勇猛，但在思想教育上相对薄弱。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很多出生在底层，文化水平不高，平时说话做事带着一种江湖味，胆子大，有时候也有点不太把纪律当回事。他们之间难免有点英雄主义情绪，讲兄弟讲义气，讲“谁立功多”，对个人得失也比较敏感。

如果在战争还在胶着的时候，这些问题也许还淹没在枪声里；一旦形势变化、队伍开始正规化，它们就会从缝隙里冒出来。

抗战胜利后，部队进行了重新编制。徐广田被安排担任一个连长，带一个“长枪中队”。在一个普通战士看来，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任命。但对他来说，这样的职务和他心目中那个“英雄”的自我形象之间，有一道难跨过去的坎。

他心里想的是：我在抗战中立了那么多功，人家说我是“铁道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怎么就一个连长？更让他难受的是，当年跟他并肩“扒火车”的一些战友，因为在大部队里的表现、因为文化水平、因为综合素质，被任命到了更高的职务。

这种落差，远不止是工资差一点、帽徽多一条杠那么简单，而是触及到他在心里给自己画的那个位置：我是谁？我该在哪儿站着？

组织不是没看到他的情绪。鲁南军区很快讨论准备提拔他为营长，给他一个更匹配他功劳和群众基础的职位，可文件还在传，他已经回家了。

那不是简单的“回家看看”，而是一种愤然离队。他的心结没有人及时帮他打开。他不是坐在案头能听道理的人，他需要的，是有人早一点拉他一把，告诉他：英雄，不是看眼前这一级半级的职务，而是要在新的形势里继续站到哪一边。

现实是，这句“废话”，没有来得足够及时。而另一边，某些人的邀请却来得刚刚好。

鲁南解放区周边的敌伪势力，一直盯着有群众基础、战斗经验的八路军骨干。对他们来说，能争取、能拉拢一个，就是削弱对方一块骨头。早年在铁道游击队周边活动的叛徒，成了他们天然的“中间人”。

这些人找到徐广田，首先不是摆枪，而是摆桌——大摆宴席。菜可以不丰盛，但架势一定要足，坐的位置要显眼，话里话外，都要把“英雄”这个词说到他心里去。

“你这样的功劳，在他们那边才给个连长，在我们这儿，可不是这样的待遇。”类似的话，他们说得顺滑极了。他们知道，他在意的是尊重、是承认，是“出人头地”的感觉。

这些年来，他在战斗里不断辉煌地向敌人证明自己，却没能及时在新的组织序列里找到自我认同。敌人用的不是刀，而是他的骄傲。他在反复犹豫、赌气、怒气与受宠若惊中，慢慢往那个方向偏过去。

当他最终接受了敌方的任命，戴上特务连长的帽子时，他也许对自己有过无数个解释——我只是去混混，我可以暗中帮过去的战友，我过去立过那么多功，这点“变动”算什么。很多走上错误道路的人，一开始都是这样跟自己对话的。

这条路一旦踩下去，就很难回头。因为每往前走一步，他就要对新的上级多交一次“诚意”的证明。这些“证明”，可能是提供情报，可能是参与抓捕，甚至可能是亲自带队去围剿昔日的同伴。

历史档案里，对他在敌方的具体活动记录并不多，这意味着一件事：他在敌人那边，并没有做出特别大的“建树”。公安机关在解放后审理他的案子时，也特别指出：他在敌人那里危害性不强，没有犯下滔天大罪。

这并不是为他开脱，而是一种客观评估。他没有变成那种血债累累的凶手，但也的确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刘知侠后来得知徐广田叛变的消息，有过一段心理挣扎。

有人对他说：原型人物都叛变了，你还写什么《铁道游击队》？这不等于给他“立碑”吗？

可是，他反而更加坚定了要写。“正因为有这样的曲折，才更应该写。”他不是要为某一个人写传，而是要为那样一支队伍、为那样一群人立一个文学上的纪念碑。原型叛变，反而让他明白一件事：小说里的英雄，不能只是现实中某个人的翻版，而应该是许多无名英雄的综合，是在事实基础上的艺术再创造。

于是，《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芳林嫂”，不再是对某一个具体人物的直接照搬，而是几个人的影子拼在一起，甚至再加上作者自己的想象与理解。那串铁道旁的枪声与脚步声，从此进入了全国读者的视野，后来又变成一部又一部黑白、彩色电影，让无数人记住了“飞车英雄”的形象。

在这所有热血与感动背后，现实中的“徐广田”，却慢慢消失在历史的角落里。

解放战争打到鲁南，解放区的红旗插遍他过去熟悉的那些铁路枢纽。徐广田，作为敌军一名特务连长，被公安机关逮捕。审讯时，他面对的不是昔日战友的欢呼，而是冰冷的笔录和一条条需要梳理清楚的时间线。

审理人员没有冲着他的过去挥拳头，也没有因为他的叛变而把他一笔抹杀。案卷里写着：考虑到其在抗日时期的功绩，以及其在敌人那里危害性较小，没有犯特别严重的罪行，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两年，听起来不长。但对一个曾经被万人仰视的英雄来说，这是一个彻底坍塌的过程。出狱后，他没有再回到铁道游击队、没有再站回那个曾经属于他的“英雄位置”。他回到了普通人的队伍里，甚至连一个普通铁路工人都算不上。

六十年代初，他在贫困中因病去世。具体是哪一年，哪一天，哪一个病，很多档案没有详细记载，村里人谈起他的时候，也只是在角落里轻轻说一句：“唉，可惜啊。”仿佛这个名字曾经引爆过多少火车、多少掌声，现在却只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叹息。

刘知侠在回顾这一切的时候，写下一句话：“由于他疏忽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经不起考验，滑到了投降变节的可耻道路上去，为此，我感觉到深深的惋惜。”

这句话很“那个年代”，带着鲜明的政治用语，但如果剥开其中的口号，你会看到一个简单又残酷的事实：一个人在战场上可以是英雄，可一旦走下战场，他能不能面对新的世界，能不能面对自己的欲望、怨气和迷茫，这是另一场更难的考验。

徐广田没挺过去。

回头看，从他在英模大会上站在台前接受掌声的那一刻，到他在敌人宴席上接受“尊重”的那一杯酒，中间隔着的，是战争形势的骤变，是组织在对一些基层英雄安置上的仓促与疏忽，更是他自己内心深处那一块没有被及时照亮的角落。

铁道游击队的传奇，今天被记住的是“扒火车”“炸列车”“枪林弹雨中的浪漫”。但如果只记得这些，反而会错过这段历史真正刺人的地方。

一方面，那支队伍的确是鲁南敌后战场上的一枚尖刀。他们切断了日军的交通线，让敌人的运输计划一再失败；他们用有限的人力，打出了不成比例的大胜，不仅鼓舞了根据地的士气，更证明了游击战在那样的环境下可以发挥惊人的力量。

另一方面，这支队伍内部也真实存在着那种边缘化、半游民化的成分。很多队员原本就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带着江湖气，在战火中成长成战士，却未必在思想上完成了真正的“转变”。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在战后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出路，是一个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大工程，而在那个政权百废待兴、内战紧迫的年代，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徐广田的故事，就被卡在这样的历史缝隙当中。

他不是那种一开始就两面三刀、见风使舵的人；但他也不是那种可以自觉把个人得失完全放下、把命运完全交给组织的人。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那一类：有勇有谋，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他的内心少一点骄傲、多一点自省，如果组织的关心再提前一点、再细致一点，也许他的人生会走出另一条轨迹。

可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