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乔治市。正午的太阳爬到31°C,空气里是季风初临时那种黏腻的闷热。我坐在骑楼下的塑料凳上,一碗粿条汤下肚,汗从额角滑落。街道窄小得只容一辆车通过,两边全是吃货圣地,华文招牌低头不见抬头见。可耳边飘来的却是马来语、福建话、英语的混响——这座城,好像没出国,甚至比国内还传统,却又分明泡在异国情调里。
这大概就是槟城最迷人的地方:你带着一颗闲散的心来,它却把一整部华人移民史摊在你面前。
上午:亚美尼亚街,一抬头就撞见惊喜
吃饱了就往本头公巷走。官方叫它Lebuh Armenian,华人叫它打铜仔街。名字怎么来的?早年这里住着亚美尼亚商人,后来亚美尼亚人走了,华人搬进来,开始打铜,一条街的名字就这样换了主人。
最有名的那幅《姐弟共骑》在街角的墙面上——2012年,立陶宛艺术家尔纳斯在乔治市艺术节上,把一辆真实的旧自行车嵌进墙里,画上一对骑车的姐弟。画里的孩子不是凭空想象的,是附近一对真实的姐弟,当年姐姐Tan Yi五岁,弟弟Tan Kern三岁。尔纳斯2024年10月回槟城把这幅画重新修复,十二年后,姐弟俩与艺术家在画前重聚。
除了壁画,街边还立着铁线拧成的漫画雕塑。那是本地漫画家的手笔,数十幅钢条雕塑散布在乔治市各处,每一幅都讲着一条街、一个人、一件旧事。不必刻意寻找,迷路本身就是乐趣。乔治市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核心区一千七百多栋历史建筑至今仍在使用、居住。
午后:牛干冬街,一条街上的三种信仰
午后太阳开始发威,我钻进老咖啡馆避暑,看窗外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雨停后往西走,牛干冬街一带,是乔治市多元信仰最稠密的一段路。
先是韩江家庙。槟城潮州会馆的前身“潮州公司”创立于1855年,这座家庙是潮人用红头船载来的香火,现址建筑兴建于1870年。
当年潮汕先辈挤在船底舱,在海上漂了四十多天,到了槟榔屿,除了一身力气和一口潮州话,什么都没有。他们抱团盖起了这座庙。嵌瓷、木雕、彩绘、灰塑,每一片瓷、每一刀刻,都是从潮州老家运来的。
一百多年间,家庙曾用作学校,历经随意加建与装修,损毁严重。2002年,一位叫林玉裳的女士看到了一份将严重破坏古建的修复方案,心急如焚。她是第三代潮籍华人,十六七岁时父母相继离世,靠着韩江家庙的奖学金才读完大学。她本是学化工出身,却一头扎进古建的世界,三次飞回潮州实地勘察,请来中国师傅,使用潮州建材,只为“以旧修旧”。修复工程在2006年捧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这是全球首座获此殊荣的潮式建筑。
走到牛干冬街与国王街的交界处,一座通体雪白的建筑静静伫立——Nagore Dargah Sheriff。
在吉隆坡,我见惯了宏伟壮丽的清真寺——国家清真寺那顶巨大的蓝色伞形穹顶,布城那粉红色的水上清真寺,动辄可容纳上万人礼拜,宣礼塔直指云霄。可到了槟城,遇到的却是这么一个“小不点”:一间白色小屋,顶着葱头形的圆穹,两侧各立一座南印度式小尖塔。如果不是那个圆顶,几乎要把它当成一间普通的骑楼店屋。但就是这份“小”,突然让人觉得好亲切。
它建于约1800年,由来自印度南部纳戈雷的泰米尔穆斯林商人所建,纪念的是13世纪苏菲派圣人Syed Shahul Hamid。圣人真身葬在印度,这座圣祠只是“远方圣墓的回声”,既承担清真寺功能,也是信徒追溯先贤的圣地——这在南印度的苏菲传统里非常常见。它也是槟城现存最古老的印度穆斯林圣祠。
这座小小的圣祠,其实藏着一个大问题:为什么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人口远远超过了中东?
答案就藏在这座小庙里。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靠的不是阿拉伯人的弯刀,而是印度半岛穆斯林商人的嘴。从13世纪开始,来自印度古吉拉特和泰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商人,沿着季风航线把香料、布匹和信仰一起带到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他们不是征服者,是生意人。不拆庙、不杀人,而是和当地王公通婚、做生意、交朋友,用几代人的时间,把清真寺盖在了每一个港口。苏菲派传教士走街串巷,用当地语言讲经,让普通人听得懂、信得过。
东南亚的伊斯兰,从来不是中东的复制品。它包容、温和、带着印度洋的咸味。槟城这座小小的Nagore Dargah,就是这段历史最鲜活的证据。
傍晚:慈济宫与打石街
从Nagore Dargah出来,拐进打铜仔街,一座青瓦红柱的闽南式庙宇出现在眼前——慈济宫,叶氏宗祠的附属庙宇。
叶氏宗祠的南洋堂号“南阳堂”,早在1910年就成立了“惠泽尊王姓叶公司”,1920年在打铜仔街兴建宗祠大厦,1924年竣工。1950年,银行家叶祖意把宗祠右侧的地皮捐出来兴建慈济宫,1955年落成。整组建筑取“天、地、人”三才之意:慈济宫为“天”,供奉神明;叶氏宗祠为“地”,安奉祖先神主牌;宗亲活动空间为“人”,供族人议事聚会。
慈济宫的主神是惠泽尊王。相传他原名叶森,是南宋时期福建泉州南安高田人,叶氏第十一世孙,距今约830年。相传他二十岁那年自知尘缘已尽,沐浴更衣后端坐羽化。成仙后常为乡民解困,后被封为“威武惠泽尊王”。庙里同时供奉清水祖师、四大元帅和福德正神,每年正月初六、二月初二、八月初十和十二月初十,各有千秋宝诞。
惠泽尊王是叶氏族人从南安原乡请来的神祇。慈济宫门口的石狮从1954年守护至今,1992年整修时,族人特地从中国订造了龙石雕柱,取代原本老旧的水泥柱。走进庙内,漆着金箔的神龛和家具华丽庄重,香火袅袅。
这座庙宇的每一片瓦、每一根柱,都带着南安故土的气息。叶氏族人把祖先的守护神请上船,漂洋过海,落脚在打铜仔街。神到了槟城,继续照看着子孙——只是子孙已经不再说泉州话了,但惠泽尊王的香火,一烧就是七十多年。
从慈济宫出来,往前走几步,就是那家粉色霓虹灯招牌的“明爸爸娘惹小馆”。
峇峇娘惹:其实不如就叫“爸爸娘惹”
白天路过时还没多想,此刻在这条满眼华文招牌的街上再看到它,忽然觉得这四个字实在妙——峇峇娘惹,其实不如就叫“爸爸娘惹”。
“峇峇”(Baba)这个词源出波斯语,经印度传入马来语,是对“父亲”的昵称,也是土生华人男性的称呼;“娘惹”(Nyonya)源自爪哇语,是对女性的尊称。从十五世纪起,一批批来自福建、广东的华人男性漂洋过海,先是在马六甲落地谋生,后来又蔓延到槟城,与当地女性通婚。他们的后代,男的叫峇峇,女的叫娘惹。在槟城,人们更习惯用“Baba Nyonya”来称呼这个族群。“爸爸娘惹”这个称呼反倒比“峇峇娘惹”更有温度——它不是一个学术标签,而是一声呼唤:父亲从唐山来,母亲是南洋的女儿,孩子生在这片赤道的土地上,两边都是家。
这个族群最动人之处,正在于他们从未“二选一”。华人男性娶了马来妻子,家里保留着祭祖的香炉、农历新年的红灯笼、福建话的腔调,却也在餐桌上端出了椰浆饭和咖喱鸡。他们说的语言是福建话杂糅着马来语和英语,外人听不懂,但一家人自己说得顺口。他们的房子有中式木雕、英式地砖和马来式的色彩搭配,瓷器上画的是凤凰牡丹,围裙上绣的是巴迪蜡染纹样。娘惹菜更是这场融合的最佳证明——华人煮法、马来香料、印度调料,酸甜中带微辣,一桌菜吃下去,能吃出半个海洋的风土。
这种融合不是“谁同化谁”,而是两个族群从通婚开始,慢慢长成了一家人。华人主动融入当地,不是丢掉自己,而是把“自己”变得更大——用马来语和人做生意,用福建话在家里祭祖,用英语和英国人谈买卖。他们对中华传统保有敬意,也愿意学习邻居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化。
在“爸爸娘惹小馆”门口站一会儿,看看那块粉色招牌,再想想Nagore Dargah苏菲圣祠的白色圆顶,忽然觉得槟城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各自的庙宇挨着各自的庙宇,各自的招牌挂着各自的招牌,谁也不拆谁,谁也不压谁,只是挨在一起,过自己的日子。
孙中山:“华侨是革命之母”
沿着街道往西,我在打石街撞见一块红色牌匾——“中山史迹巡礼”。
1905年,孙中山第一次踏上槟城的土地,接待他的是富商吴世荣。这位后来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同志的人,为了革命变卖名下产业,甚至典当了妻子的金银首饰。
真正的风暴在五年后到来。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他母亲又在香港病逝。1910年6月,44岁的孙中山离开横滨南下,把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从新加坡迁到了槟城,住进了柑仔园的一栋旧屋。
11月13日,就在这栋旧屋里,一场秘密会议召开。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吴世荣、黄金庆、邓泽如等同盟会员围坐一室。起义接连失败,士气跌到谷底。孙中山开口,声音沙哑:
“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则已甚盛。一败何足馁!”
两天后的11月15日,吴世荣又在打铜仔街120号的槟城阅书报社主持紧急筹款会议。孙中山再次登台,声泪俱下。在场华侨抱头痛哭,即席捐出叻币八千余元。
这就是“庇能会议”。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第十次起义——就是后来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三十一人是华侨。孙中山曾五次到槟城,他后来说:“华侨是革命之母。”
黄昏:姓周桥,神与人在海上做邻居
18:00,太阳偏西,体感仍有35°C的黏腻。我走向海边,去姓氏桥。
姓周桥是姓氏桥中最大的一座,桥屋76间。十九世纪,福建同安周氏族人一批一批南下,到了槟城,发现陆地太贵,便在浅滩上打桩,用木板搭起高脚屋,一条栈桥伸进海里。桥民原乡都在福建,多源自同安县。
桥头是清岩宫——槟城最大的齐天大圣供奉地。据庙方和当地人说,这座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一群少年用黏土捏成孙悟空的模样,放在一艘破船里,没有开光,没有仪式,就这么开始了。后来孙悟空“乔迁”到桥头的大树下,再迁到有屋瓦的现址。庙里供奉的孙悟空有五尊,没有一尊戴着金箍——因为庙里没有唐僧,没有紧箍咒。
这里不只供大师兄。据庙里的坛主说,上世纪80年代,齐天大圣起乩时,天蓬元帅和沙僧大将“现身”了,庙里自此立像供奉。猪年时,犯太岁的善信来拜天蓬元帅,要买椰子——福建话里“椰”谐音“赢”。
一条数百米长的木栈桥上,保生大帝、齐天大圣、天蓬元帅、沙僧大将、福德正神、中坛元帅、南海观音……全挤在一起。每年农历八月十六,清岩宫办齐天大圣庆典,香火把海面映红。
为什么槟城的华人庙宇跟国内这么不一样?
国内的庙,是“地方神”的庙——神与土地绑定,不可移动。但槟城的庙,是“移民神”的庙——神像跟着人走。先辈们离开故土时带不走整座庙宇,只能请一尊神像上船;落脚在哪,神就跟到哪。同安人、泉州人、漳州人挤在同一条栈桥上,各自的守护神也挤在一起。神不在远方,神就在你每天出门必经的路上。你在清岩宫看到的那五尊不戴金箍的孙悟空,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神明到了南洋,也获得了某种自由。
夕阳把海面染成金黄,栈桥上的灯笼一盏一盏亮起来。
入夜:汕头街,报纸与锅气
19:30,天色全暗。我从姓周桥往南走,穿过几条老街,到了汕头街。为食街已经热闹起来,本地人称这里有“四大天王”——鸭粥粿汁、天皇鸡脚、炒粿条、四果汤。
我在街边的报摊前停下来。摊主正收着摊,几份华文报纸摞在角落。我花2马币买了一份当天的《光华日报》——头版上,是前首相马哈蒂尔在妻子墓前撒花落泪的照片。四天前,9月28日,他的夫人西蒂哈斯玛在吉隆坡国家心脏中心与世长辞,享寿百岁。这对夫妻从1956年结婚,相互扶持了整整七十年。
这份《光华日报》,就是1910年12月20日孙中山在槟城亲手创办的那张报纸。当时保皇派言论甚嚣尘上,孙中山深感“非设立报馆,无以唤醒民众”,创办了这份报纸,取“光复华夏”之意。创刊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这份报纸成了南洋最前线的革命喉舌。1941年日军侵略马来亚前夕,由于《光华日报》立场鲜明、积极发动筹款抗日,为保护报社同仁免遭日军逮捕,报馆被迫焚毁档案室所有旧报纸。如今,它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日报之一。
摊主看我拿着报纸,指了指旁边:“还有这些。”我低头一看:《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明日报》……七八种华文报纸摊在桌上。在海外,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种类之全、历史之久,无出其右。
一份报纸,一百一十六年。摊主收了摊,骑上摩托车消失在夜色里。我站在街角,手里握着那份还带着油墨味的报纸。
汕头街的锅气扑面而来。炒粿条在铁锅里翻腾,沙爹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鸭粥粿汁是潮汕移民带来的手艺,早年潮汕人生活拮据,用米浆制成粿汁,配着卤鸭和内脏吃,如今料多到看不见粿。
在槟城,美食不只是食物。福建面、蚝煎、虾面,这些名字本身就在讲历史——一道面食,带着祖籍地的印记,却在本地环境中逐渐长出了自己的样子。对许多槟城人来说,福建面不只是“福建人吃的面”,而是一种属于这座城市的日常味道。
我坐在塑料凳上,端着一碗粿条汤,看隔壁桌的游客和本地安哥聊得热火朝天。吃完再来一碗四果汤,甜丝丝、凉丝丝。不必讲究环境,不必在意形象——站着吃、蹲着吃、边走边吃,都是槟城该有的样子。
尾声:发呆,是对生活最大的诚意
22:00,夜渐深,零星小雨落了下来。我站在汕头街的路口往回望,老城的灯火在雨雾里晕成一片。手里那份《光华日报》被雨打湿了一个角,油墨微微化开。
槟城就是这样,它不急着赶你走,也不急着向你展示所有。它只是安静地在那里,用一条老街、一碗汤、一座桥、一份报纸、一阵季风雨,轻轻拉住你的脚步。街道窄小,两边全是吃货圣地,华文招牌低头不见抬头见,又掺着印度人的咖喱香和马来热带水果的甜。好像没出国,甚至比国内还传统,分明又有很多异国情调。
累了,就坐下来发会儿呆吧。在槟城,发呆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对生活最大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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