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内，廖承志刚被押进一间候审室，便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几名平日熟悉的革命同志，也已经落入敌手。更让他意外的是，陈赓也在其中。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抓捕。陈赓此前一直十分谨慎，活动安排也经过周密布置，敌人却像掌握了准确情报一样突然出手。廖承志很快意识到，问题恐怕不在外围，而是内部有人泄露了消息。

候审期间，他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而是默默观察巡捕房里的动静。谁在进出，谁在传话，哪些中国面孔显得过分镇定，哪些人和巡捕之间关系异常，这些细节都被他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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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并非没有面对危险的准备。真正令他焦虑的，是自己和陈赓被捕之后，外面的同志可能仍未察觉，更多秘密据点也许正暴露在危险之中。若不能把消息送出去，即使自己守住了秘密，也可能来不及挽救同志。

于是，一个看似反常的决定出现了。

在被押往审讯室的路上，廖承志突然对巡捕说道：“我知道共产党藏在哪里，可以带你们去。”

巡捕显然没有料到。按照他们以往接触的情况，被捕者往往宁可沉默，也不肯轻易开口。如今有人主动表示愿意带路，他们立刻改变了态度，安排人员押送廖承志前往所谓的藏身处。

廖承志一路故意带着巡捕兜转，最后来到一座小楼前。他提出要先确认里面是否有人，巡捕便让他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位气度沉静的妇人，正是他的母亲何香凝。

这个安排的关键，不只是见到母亲，更在于巡捕无法立刻判断两人的关系。廖承志借着短暂相对的机会，用方言向何香凝说明情况：自己和陈赓被捕，同志中很可能出了叛徒，其他人必须马上转移。

话没有说完，巡捕便将他重新带走。时间很短，却足以让何香凝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也是长期参加革命活动的社会活动家。她没有把儿子的安危置于一切之上，而是迅速分头行动。一方面，她设法打听廖承志和其他被捕人员的处境；另一方面，立即通知附近同志提高警惕，转移可能暴露的住处。

宋庆龄也参与了营救工作。两人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向各方说明法租界逮捕中国人的情况，并通过报刊和公开交涉制造压力。这里面的分量很重：被捕者并不只是普通嫌疑人，其中还有廖仲恺的儿子，案件一旦扩大，法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方面都将面对舆论责问。

有意思的是，廖承志的“主动招供”反而使敌人陷入被动。他们原本想借抓捕扩大线索，结果由于何香凝、宋庆龄等人的介入，事情迅速从秘密审讯变成了公开事件。强行移交、继续关押，都不再像原先那样容易处理。

在多方压力之下，廖承志后来获释。回到母亲身边时，他已经明显消瘦，但没有停留太久。被捕同志的安危、党内潜伏的危险，仍然压在每个人心头。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宋庆龄曾设法秘密来到何香凝住处，请廖承志尽快写下可疑人员的情况。为避免引起注意，她以普通妇人的装束掩护行动，还特意把时间压缩到几分钟之内。

“能写多少？”宋庆龄问。

“五分钟足够。”廖承志回答。

他将掌握的线索迅速写下，宋庆龄把纸张藏入烟盒，随后带离现场。名单交给有关方面后，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不能仅凭怀疑便作出结论。对于地下工作而言，判断失误同样会造成严重后果。

这场抓捕留下的教训十分直接：敌人的力量固然危险，内部泄密更可能造成连续性破坏；而营救行动也不能只靠个人勇敢，必须把社会关系、公开舆论和秘密联络结合起来。廖承志那次看似“主动招供”，实质上是利用敌人的贪功心理，为母亲和同志争取了一次传递警报的机会。

巡捕房原以为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没想到这条线索最终把他们带进了自己无法收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