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哈尔滨东野总医院病房里，三纵九师师长徐国夫躺在病床上，手边放着刚送来的战报。冬季攻势正接近尾声，他却被肺炎困在后方，心里惦记的不是病情，而是九师的战况。
徐国夫出身老部队，和三纵九师的官兵一同从山东转战东北，彼此熟悉得像一家人。尤其经历过四平等战斗后，这支部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作风。对一名带兵多年的将领来说，离开熟悉的队伍，往往比打一场硬仗更难受。
这天，三纵副政委唐凯前来看望，并带来一份东野总部的调令：徐国夫改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第十三师师长，限期到任。
病房里安静了片刻。徐国夫没有立刻接文件，只问了一句：“九师怎么办？”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有很重的分量。九师是他熟悉的老部队，而第五纵队刚刚整编不久，第十三师的基础主要来自地方部队和独立部队，训练、装备以及大兵团作战经验，都不能和三纵老部队相比。调他过去，显然不是去享清闲，而是去接一个难摊子。
东野总部之所以点名徐国夫，正是看中了他的实战经验。部队扩编以后，番号变了，编制大了，并不意味着战斗力自然提高。新部队能不能从地方武装转成野战主力，关键要看干部班子，更要看有没有真正打过硬仗、带过成建制部队的师长。
徐国夫带着尚未完全恢复的身体赶到第五纵队司令部。司令员万毅正在研究地图，政委刘兴元出来迎接。面对这位从三纵调来的师长，刘兴元没有讲大道理，只笑着说：“听说你不太愿意来？有人想来我们还不要哩！”
一句玩笑，既缓和了气氛，也点出了双方都明白的事实：徐国夫确实舍不得九师，第五纵队却确实需要这样的人。
万毅随后把第十三师的情况说明白了。部队驻地在梅河口一带，官兵基础不差，但过去长期承担地方任务，训练方式与野战部队有差距。今后要参加大规模作战，不能只满足于会打小仗、守据点，必须熟悉穿插、迂回、协同和连续作战。
徐国夫到任后，没有急着摆威风，也没有停留在看材料上。他直接下到连队，看操课、查武器、问伙食，连战士们如何使用掩体、夜间怎样行军，都一项项过问。发现训练松散，他便重新排定课目：队列只是基础，射击、爆破、土工作业和战术演练才是重点。
有人觉得训练太苦。徐国夫的回答很直白：“将来战场不会因为你没练过，就少打一发子弹。”
这支部队的变化，并非靠几次训话完成。徐国夫把干部带头示范放在前面，要求连排干部先弄懂动作和战术，再教给战士。训练中发现的问题，当天讲清、当天纠正。几轮实弹和协同演练下来，第十三师开始摆脱地方部队的旧习惯，逐步有了野战师的样子。
真正的考验，很快到来。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第五纵队奉命在彰武一带牵制敌军，战场态势变化很快。徐国夫根据敌军调动，判断对方阵形尚未展开，便组织部队加强侧翼行动。战斗结果证明，这种临机处置打乱了敌军部署，但他的做法也引起了纵队领导的严厉批评。
万毅强调，战场需要果断，更需要纪律。师一级指挥员不能只凭经验行事，尤其在大兵团作战中，局部行动必须和纵队整体部署衔接。徐国夫接受了批评。对他而言，这也是一次磨合：从三纵的指挥习惯，转到第五纵队的作战体系，不能只靠个人胆识。
有意思的是，徐国夫与第十三师真正建立感情，恰恰是在这次磨合之后。他不再把这支部队看成“调来的新单位”，官兵也不再把他当作“外来的师长”。部队经过实战检验，干部开始成熟，战士也逐渐形成了敢打硬仗、服从协同的作风。
1949年初，平津战役结束后，徐国夫接到新的调令。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希望他回到老部队，担任第一一九师师长。万毅看完文件，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签下了同意意见。
送行时，刘兴元没有再拿“情愿不情愿”打趣，只说第十三师已经不是当初那支部队了。徐国夫端起酒杯，承认自己确实想念九师，但也承认，第十三师的官兵给了他一份难忘的答卷。
离开驻地那天，全师官兵列队相送。曾经训练时站不齐的队伍，此刻整整齐齐；那些被他亲自带过的干部和班长，站在队列里向他敬礼。徐国夫回礼后转身离开，没有停步。
后来，他在第四十军第一一九师继续率部作战，参加衡宝战役，并于1950年随部队参加解放海南岛的作战。那次调动最初让他舍不得，却也让一支基础薄弱的部队完成了关键转变。对于军队而言，主力番号从来不是凭空得来的，真正决定成色的，是训练场上的汗水和战场上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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