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块二银元，揣在一九一一年长沙新军士兵的口袋里，是沉的。
那年秋天，十八岁的毛泽东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兵。每月薪饷七块二，发的是银元。
银元落在掌心，有声音。
到了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许多被征进国民党军队的壮丁，手里也有“饷”。可那一沓纸币，走到米铺门口，已经轻得不像钱。
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二三十年。
是两种军队、两种财政、两种把人当兵的办法。
北洋时期，当兵先得有人肯来。
军阀混战，招兵靠募。乡下穷小子背着铺盖卷到营门口，图的很实在：吃饭，领饷，给家里捎几个钱。
营门口贴出的不是大道理，是饷额。
北洋陆军的士兵薪饷，低级士兵每月大约几元银元不等。到一些较正规的部队，七块、六块，并不稀奇。后来军阀杂牌部队差一些，一个月二到四元也有。
差别不小。
可关键在这里：那时候发的多半还是银元。
银元不是一张信用纸。它本身含银，拿到街上买粮、买布、还债，商贩认。家里老人病了，抓药的柜台也认。
一个新兵把几枚银元塞进布袋，托同乡带回河北、河南、山东老家。母亲打开袋口，先数声响，再摸边齿。
这钱，能过日子。
可北洋兵真就人人“吃香喝辣”吗？
不是。
军阀部队欠饷、克扣、吃空额，一样不少。川军等杂牌士兵，每月二到四元的记载就摆在那里。军官盘剥，士兵逃亡，旧军队的毛病并不轻。
但普通人记住了另一面：在银元还值钱、募兵还要开条件的年代，当兵至少像一门苦差事。
苦归苦，有价码。
这根线，后来断了。
一九三三年，国民政府公布《兵役法》，从清代以来的募兵制，开始转向征兵制。
纸面上看，这是近代国家动员。
男子到年龄，国家征召，服兵役。战事一起，前线缺人，后方补人。制度看起来比军阀拉队伍更“现代”。
到了县里、乡里、保甲里，味道变了。
保长、甲长拿着名册，先看谁家有钱，谁家有人。能出钱的，花钱缓役、买人顶替；没钱的，抽签、摊派、半夜敲门。
门闩一响，屋里的人就知道不妙。
年轻人往后墙翻，女人抱住门框，老人拿着灯站在灶边。灯油不多，火苗晃一下，绳子已经套到人手上。
人还没进军营，先像犯人。
广安地方史料里记着，全面抗战开始后，当地各县按《兵役法》和暂行办法办理兵役，“抓壮丁”成了普遍现象。福建一些地方志也记下，征兵制在基层变成“抓兵制”，甚至连独子、残废青年也被强抓。
这不是个别小吏手黑。
前线消耗太大，后方财政太烂，兵役机构又层层有利可图。到最后，一个壮丁身上能剥出钱：免役钱、顶替钱、路费钱、伙食钱。
穷人家的儿子，就成了最便宜的补充品。
他没有说话。
到了营里，问题才刚开始。
国民党军队名义上也发饷。抗战初期，基层士兵还能按法币计薪；到后来，月饷数字越涨越吓人。
可数字涨，不等于日子好。
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白银不再自由流通。全面抗战爆发后，军费暴增，财政入不敷出，法币越印越多。
一九四二年，法币发行额已达三百四十四亿元。到一九四八年币制改革前，法币发行量已膨胀到百万亿元级。
钞票堆高了。
饭碗空了。
士兵拿到手的那点纸币，今天还能买一小袋粮，过几天就只能换几把柴。军饷从“银元”变成“法币”的那一刻，兵饷和柴米之间，隔了一道塌下去的桥。
桥塌了，最先掉下去的是兵。
军需再从上往下走一遍，又少一层。
名册上有兵，队列里没人；账上有粮，锅里没米；仓库里有布，士兵脚上还是破草鞋。
军官报空额，军需倒卖，地方接兵队沿路盘剥。一个壮丁从乡下押到部队，路上先饿瘦一圈。到前线再领饭，锅里常是稀粥、烂菜、盐水。
他端着碗，能看见碗底。
这就是答案的一半：北洋兵能养家，不是因为北洋军阀仁义；而是因为当时银元还硬，募兵还要给价，士兵还能用脚投票。
国民党军许多士兵吃不饱，也不只是因为“饷少”。
更要命的是，纸币烂了，财政塌了，征兵坏了，军队内部的层层克扣，把最后一点东西也刮走了。
一个是拿银元雇人卖命。
一个是拿绳子把人拖走，再发一把缩水的纸。
差在这里。
更刺眼的是，真正把旧式“当兵吃饷”规矩打破的，反而是一支起初发不出饷的队伍。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湾村。秋收起义留下的队伍人数锐减，士气很低。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
这句话很重。
旧军队怕兵跑，要捆、要押、要打。三湾改编先把门打开，让人自己选。
留下来的，不是为几块饷银留下。
往后，古田会议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写进人民军队建设原则。官兵同吃同住，靠供给制过日子，干部也不能在灶前另开一口锅。
红米饭，南瓜汤。
粗布衣，草鞋底。
这日子未必比旧军队富，可兵知道自己为什么扛枪，也知道锅里的东西不是被上头先捞走一遍才轮到自己。
一支军队，光靠钱，钱一烂就散。
光靠绳子，人还没上战场，心先跑了。
银元、法币、供给制，摆在桌上，是三种钱；放到士兵身上，就是三种命。
北洋兵把银元塞进布袋，寄回老家。
国民党军壮丁攥着法币，站在米铺门口，看掌柜摇头。
三湾村的队伍整理行装，有人拿路费下山，有人把背包重新扎紧，跟着队伍往山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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