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3日，贵阳清镇机场。
彼时天刚蒙蒙亮，王家烈拎着一只皮箱，站在舷梯前，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贵阳城，恋恋不舍。
就在三个月前，他还是贵州说一不二的人物——二十五军军长兼省主席，手底下两万多号人。
可眼下，他兜里揣着蒋介石给的三万银元，名义上是外出散心，实际上就是被扫地出门。
陪他登机的是张学良。那段时间张学良正好在贵阳，蒋介石让他“顺便”把王家烈带去汉口。
由于王家烈此前没坐过飞机。他拎着皮箱往舷梯上走，心里大概还在想：好歹留了条命，好歹还有三万块。
当飞机慢慢升空，贵阳城越来越小，那些青瓦屋顶、他住了多年的公馆，一点点消失在云层下面。
然而谁知道，就在这架飞机轮子离地的同一瞬间，贵阳城内蒋介石的临时行辕里，电报机的滴答声突然变得急促而刺耳。
没错，蒋介石的第二道绝密电令火速传出。
而这道密令没有发给远在空中的王家烈，而是直接拍给了沿途各省的军统特务头子和中央军高级将领。
尤其电报上的指令冰冷刺骨：命令沿途各部严密监视王家烈的专机动向，美其名曰“保护”，实则是将其变相软禁。
可坐在云层之上的王家烈对此一无所知。
那么，要搞明白蒋介石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得先看看王家烈是怎么坐上“贵州王”这把椅子的。
王家烈，贵州桐梓人。
由于从小家里不宽裕，读书入仕没那个资本，所以走了行伍这条路。
他早年投身黔军，从基层军官一路往上爬。
虽然贵州那些年军阀混战从来没停过，今天这一派打赢了，明天那一派又卷土重来。
但王家烈有个本事——看得准风向。
彼时身边老兵说过：“跟着王家烈，他有一样本事，别人还没搞清楚局面，他已经知道该站哪边了。”
1932年，王家烈逼走了前任毛光翔，当上了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
只不过他的根基并不牢靠——底下侯之担、蒋在珍、犹国材各自割据，根本不听他的。他能真正指挥的只有何知重和柏辉章两个师，所辖五个旅，共十五个团。
可以说在西南军阀里头，王家烈力量堪称最弱。
也正因为弱，他心里一直打鼓。
于是为了自保，他私下疏通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让贵州烟土从广西过境缴“通关税”；又联合广东的陈济棠，后来干脆定了所谓“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想抱团对抗蒋介石吞并贵州的企图。
可这点事，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了。
蒋介石从余汉谋那里得到情报后，已经有了一个打算，那就是“趁追击红军之际派薛岳进入贵州，伺机除去王家烈，夺取贵州”。
没错，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对蒋介石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借口。
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电令王家烈堵截。
其实王家烈心里门儿清：打红军吧，打不过；不打吧，蒋介石正好有理由收拾他。
最终，他一面应付差事，尽量堵截红军迫其早日离境；一面暗中向李宗仁和陈济棠求援。
而李宗仁也答应派廖磊率两个师到都匀、榕江策应，陈济棠答应派兵推进到广西浔州。
那么蒋介石这边呢？
说“追剿”是好听。
其实薛岳从江西出发到进入贵阳，只派了一个营在镇远附近跟红军后卫有过一次小接触，其余时间全跟红军保持距离。
薛岳手下官兵自己都自嘲：“一路送行到贵阳。”
而红军沿途刷的标语更绝：“有劳远送了”“活捉王家烈，拖死中央军”。
当薛岳到了贵阳后，二话不说先抢占了王家烈的老巢。
作为堂堂省主席的王家烈，进出贵阳，居然要受中央军盘查？简直活得跟丧家之犬似的。
对此，王家烈跟滇军将领孙渡诉苦，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中央军对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还不如。”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陈诚飞到贵阳。名义上是督师剿共，实际就是来解决王家烈的。
当时陈诚主张直接干掉王家烈，但蒋介石没同意，并且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王家烈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左右。 ”
其实蒋介石的算盘比陈诚精明得多。杀一个王家烈容易，可他手下两万多号人，杀了头儿，部队炸了锅，收拾起来更麻烦。
所以蒋介石要的是整锅端。
到贵阳第三天，蒋介石就找王家烈谈话，他话说得很客气，意思很明确：省主席和军长，你只能挑一样。
当时王家烈汗珠子都顺着脖子淌了下来。
他琢磨着：自己手里有兵才有底气，最终选了军长，交出省主席
3月30日，蒋介石免了王家烈的省主席职务，让吴忠信接替。
虽然省主席没了，但军长还在。彼时的他以为这关算是过了。
但他想得太简单了。
因为蒋介石的“钝刀子割肉”，这才刚开始。
首先就是断粮。
蒋介石停了王家烈部队的军饷。没有省主席的位子，王家烈拿不到省财政的钱，军饷发不出来，部队人心浮动。
其次就是收买。
很快，蒋介石派晏道刚去收买何知重和柏辉章。
就这样何知重拿了五万大洋，柏辉章拿了三万大洋。这两人跟了王家烈十几年，是王家烈最倚重的战将。
而且他俩被告知，以后可编为“中央直辖师”，领取高额军饷。
最后一步闹饷。
何知重和柏辉章拿了钱，暗中纵容部下包围王家烈，要拖欠的军饷。王家烈已经失去贵阳的地盘，根本发不出钱来。
眼看手下的兵围着要钱，两个师长背地里捅刀子，王家烈走投无路，让秘书连发四封辞职电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见目的已达到，贵州省政归于中央，军队也可着即改编为中央军，就立马给了王家烈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头衔，批了三万元旅费，让他出国散散心。
要知道，三万银元，在当时的贵阳，置办一处像样的宅子都够呛。但对一个刚失去一切的人来说，这就是全部安家费了。
当飞机在云层中颠簸着前行。
王家烈坐在座位上，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他以为只要飞离了这片是非之地，这条命算是暂时保住了。
但他不知道，就在他离地的那一刻，蒋介石的密令已经拍到了沿途各地。
有的记载说，密令是让薛岳立即控制贵阳各要害部门；有的说，是限二十四小时清除王家烈在贵州的全部势力。
但不管具体措辞如何，意思就一个：人走了，根也得拔干净。
最终，飞机落地汉口的时候，王家烈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孤家寡人了。
其实如今回过头来看，蒋介石对王家烈的处置，堪称民国政治权谋的教科书。
他先是借着追剿红军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把中央军开进贵州。
然后让王家烈在“主军”和“主政”之间二选一，而无论选哪个，都是自断一臂。
最后来个釜底抽薪。 收买手下师长，断掉军饷，让王家烈众叛亲离，自己主动辞职。
当然还有表面安抚。 给个虚衔，给点路费，做足姿态，让外界觉得蒋介石“够意思”。
直到人一走，立刻清除其在贵州的全部势力，不留后患。
那么王家烈后来怎么样了？
1938年，他出任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但只是个挂名的闲职。
1948年底，他被任命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但因与蒋介石不合，没有赴任，长住在老家桐梓。
新中国成立后，王家烈留在了大陆，从一个被人赶下台的“贵州王”，变成了新社会的普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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