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温岭到豫皖苏，在涡阳领导军民艰苦抗日，不幸胜利后浴血中原|日寇|根据地|浴血中原|涡阳县|豫皖

郑训，又名郑祖训，化名汪洋，1914年2月出生，浙江温岭县城关镇人。父亲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母亲料理家务。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

1922年，郑训进县模范小学读书。他爱学习，喜唱歌，为人颇有正义感，当同学发生争吵时，他总要上前劝阻，讲明道理，分清是非。

1927年，郑训小学毕业后，考入温岭县私立中山中学。其实，学校的进步教师常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郑训很受启发。后来，国民党县政府发现该校有共产党活动，下令停办了中山中学。

一次，他面对社会现实，气愤地对大家说：“中国不亡无天理。”有人把他的话传扬开来，师生们佩服他敢于讲真话，说他将来有出息。

同年下半年，国民党县政府得知竞成中学有共产党活动，报告省教育厅，竞成中学被勒令停办，郑训遂失学在家。

1932年，郑训辞去小学教师职务，考入宁波中学高中部。在校期间，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利用课余时间读了许多讲步书籍，如鲁迅先生的《徬徨》、《呐喊》、《阿Q正传》。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等。这些书对郑训影响很深，使他明确了人生的奋斗方向。

他常把书中的新思想向同学们传播，激励同学们起来推翻旧制度。学校当局得知郑训思想激进，言论“触规”，于1934年9月19日勒令他退学。

同日夜里，国民党特务到校搜查，抓走了两名进步学生。郑训在教务主任裘颂兰的帮助下，避到离市区40里以外的姜山小学。为倾诉内心愤恨，他在毛竹片上刻写了“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的隶书对联，以显示自己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骨气。

1935年秋，郑训在上海浦东中学高中毕业后参加大学考试，没有考取。但他没有灰心。

他写给哥哥郑祖教的信中说：“我不曾皱过眉，也不曾叹过气。我将加强自己的意志，生活下去。现在的中国，固然需要有高深学问的人，只是更需要有刻苦认真的办事者。现在的学校，只不过制造出一批和社会隔离了的盲目的青年而已，我以前曾想做一个‘学者’的，现在觉得那是无聊了。我想将来总得在社会上干些有意义的事，所以要是明年我考不取大学的话，我固然可以就此算了的。现在我知道除了为自家负责外，还应为社会负责。我不把自己看作超人，我也不能把自己看成庸人，我只能遵照着社会的进程，跟着前进。”

12月，郑训离开“抗大”，前往河南夏邑县。1938年3月。郑训担任夏邑县立中学和私立青源中学民运指导员。

他积极发动青年学生，组织抗日救国团，奔赴全县六个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亲自演讲，亲自教唱革命歌曲。由于他能说会唱，善于团结人，师生们都称他为“党代表”、“歌唱家”。

5月13日，夏邑县城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郑训历经艰险，穿过敌人的包围圈，到达汉口，找到了新四军第八团。在组织的安排下，他换上军装，奔赴河南确山竹沟参加新四军抗日教导队第二期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是军部为培训抗日军政干部而直接举办的。它对于新四军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对于新四军的建设，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郑训意识到这次学习的重要性，决心学习真本领，为民族解放多作贡献。

1938年10月，郑训学习结束，回到部队，在新四军游击队担任俱乐部主任，跟随部队东征鹿邑、亲县、夏邑、永城、涡阳，消灭日军，打击汉奸和伪军。

第二年，由于日寇“清剿”，对我军重重封锁，部队中断了同各地的联系，生活极度困难，连每人每天分几钱的油盐费也停止了发放。郑训病倒了，躺了七八天，其中四天没吃饭，身体十分瘦弱，行动无力，但他仍坚持工作和学习。

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请记着你的儿子光荣地参加了那个部队，英勇地踏上民族解放的战场。父亲，我并没有辜负了你，我并没有辱没了家庭，我并没有象一般人贪生怕死，在敌人一来时，猢狲四散了。我是苦干、硬干、实干。”父母亲看信后，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1941年，郑训担任新四军第四师宣教股长，跟随部队转战在豫皖苏根据地。为了发动民众，消灭敌人，师部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动员指战员参加地方政府工作。郑训响应这一号召，由部队转到地方。

1943年，他担任安徽省涡阳县曹市区区长，化名汪洋。

1944年10月，曹市区分成曹市、青瞳两个区，郑训改任青瞳区区长。

他生活俭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此时的地方工作，情况复杂，工作任务繁重，昼夜同敌人周旋，往往睡不上觉，吃不上饭。冬天没有柴火烤，手脚都冻裂了；夏天没有帐子挂，被蚊子咬得难受。地方经济困难，停发了零用钱，会抽烟的同志每月发四两黄烟，女同志发一卷卫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