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汉口一间饭店里，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意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刘世模。一个即将赴北京履新的将领，一个拖着病体、生活窘迫的老战友，重逢本该令人欣慰，现实却让王宏坤久久说不出话来。
刘世模当时住在饭店，身边有几个孩子，家里缺衣少药，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难以置办。王宏坤后来回忆，孩子们衣着单薄，药费也拿不出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这一幕，和刘世模早年的身份形成强烈反差。他曾是红四方面军红4军副军长，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将，更是一名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的军人。
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部分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并参加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纠正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是必要的，但具体执行过程中，个别做法出现了简单化、扩大化倾向，使一些红四方面军干部感到委屈和不平。
那段时间，许世友、王建安、刘世模、洪学智等人都受到很大冲击。许世友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难掩激愤。刘世模更是在情绪极度压抑之下，举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身负重伤，被送进医院救治。
消息传开后，许多老战友前去探望。洪学智在回忆中写道，大家看到许世友和刘世模的处境，没有一个不落泪。许世友甚至产生过离开延安、返回川陕地区打游击的念头，想用行动证明自己没有背叛革命。
“咱们不能这样走。”王建安意识到事态严重，及时把情况报告上去。经过中央处理，这场风波没有进一步扩大。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后来都成为开国上将，而刘世模却因伤势过重，长期留在医院，身体从此受到严重影响。
这次枪伤改变了他的军旅道路。战友们陆续奔赴前线，在各个战场上作战，他却只能接受治疗和休养。对一名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来说，这种落差并不容易承受。
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物资紧张，组织上安排一些年长、身体状况较差、暂时无法工作的同志回乡休养。刘世模于是回到河南商城老家。名义上是休养，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离开战场的人。
回乡后，他很快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游击队，带领乡亲同日伪军周旋。条件极其简陋，队伍却逐渐壮大。抗战后期，这支武装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后来编入新四军序列。
刘世模长期劳累，患上严重的肺结核，曾被迫在家休养两年。病情稍有缓解，他又重新投入工作。日本投降后，中央调集部队进入东北，他带着自己发展起来的队伍北上，部队后来扩编为一个师，他也担任过辽吉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务。
在东北战场上，他依然保持着老红军的作风。四平战役期间，肺病突然加重，仍坚持留在前线指挥。直到大口吐血，部下才把他强行抬下阵地。这样的坚持令人敬佩，却也让他的身体进一步透支。
此后，刘世模长期治病，家中积蓄很快用尽。随部队南下抵达武汉后，一家人只能挤住在汉口的饭店里。那时他并没有主动向老战友求助，甚至没有把自己的困难说出去。
王宏坤得知实情后，忍不住问他：“你来了这么久，为什么不找我们？”
刘世模只是回答：“你们都很忙，国家也很困难。”
这句话并非客套。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往往把个人困难放在后面。即便曾经身居高位，到了自己需要帮助时，也未必愿意开口。王宏坤听后，当即给李先念写信，请他设法照顾刘世模一家。
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张才千等人都熟悉刘世模的经历。得知情况后，大家对他的生活和治病问题给予了关心，实际困难也得到了一定解决。遗憾的是，刘世模积病太深，长期的枪伤、劳累和肺结核已经严重损害身体。
1952年6月，刘世模病逝。那一年，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年，他没有等到身体真正恢复，也没能重新回到熟悉的部队之中。
王宏坤晚年回忆这位老战友时说：“刘世模同志是有功劳的，打仗很不错，机动灵活，勇敢沉着。那时我当军长，他当副军长，我最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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