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中国农村的一个生产队会计在算工分。他老婆刚生了第五个孩子。他一边拨算盘一边跟旁边人说,再多生两个,年底分红就能多分两份口粮。这话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不算笑话。

那一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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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概念?一个妇女平均生将近六个孩子。这个数字在1970年之后开始急剧下降,到1979年降到了2.75。十年时间,腰斩。推动这条曲线往下走的,是“晚稀少”——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再往后,1980年,“一胎化”来了。

马寅初1957年就在说这个事。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指出人口增殖率可能超过千分之二十,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建议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生两个有奖,生三个征税,生四个征重税。

然后他挨批了。

很多年里,民间流传一句话:“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后来有学者考证,马寅初被批判的直接原因跟他那本书的整体立场有关,不只是《新人口论》。批判他的也不只是康生、陈伯达,北大“双反”运动中几乎所有教授都被波及。

但这些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问题:如果1957年之后,中国真的照着马寅初说的做了——不搞运动式批判,不把控制人口的建议打成“马尔萨斯主义”,那今天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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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个数字。有学者用1980年到2008年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数据做过回归模拟,测算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2008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2.5左右。1972年到2008年间,因为计划生育少生了4.58亿人。

4.58亿。差不多是今天欧盟的总人口。如果这些人都在,中国现在的人口不是14亿出头,而是18亿多。

18亿人是什么日子?先看吃饭。

1970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293公斤。2020年,这个数字是474公斤。翻了一倍多,靠的是种子、化肥、水利、机械化。但这里有个前提:1970年的人口是8.3亿。2020年是14.1亿。人均产量翻倍,总产量翻了将近三倍,才勉强让人均口粮从“吃不饱但饿不死”变成“吃饱了还能浪费”。

如果人口是18亿呢?人均474公斤意味着需要8.5亿吨粮食。202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是6.7亿吨左右。缺口接近两亿吨。全球粮食贸易量一年大约是4亿吨。中国把一半的国际市场买下来,也填不满这个窟窿。

有人说,不控制人口,经济发展会更快,技术进步会更快,粮食产量会更高。这个逻辑听起来通顺,但印度就在旁边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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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1951年人口3.61亿,2025年超过14亿。人口涨了将近四倍。粮食呢?印度2025年稻米产量1.5亿吨,确实超过了中国的1.45亿吨。但印度是粮食出口国,中国是进口国。谁的人民吃得更饱,账面上不好直接比。能查到的硬数据是:印度20到29岁的青年里,67%的失业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每年新增1200万劳动力,正规岗位只有500万个。

七百万年轻人,每年,找不到正经工作。

你想想,一个家庭省吃俭用供出一个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事在印度发生了,而且大规模地发生着。中国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人口多出四五个亿,教育资源的摊薄会有多严重?

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1158万,就业压力已经让全社会焦虑。如果人口基数多出30%以上,高校毕业生数量会是什么规模?高校扩招是1999年开始的,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带来的“少子化红利”,1999年的高校容量和财政能力能支撑多大规模的扩招?这是个死结。扩招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人均GDP更低,财政更穷,扩招更慢。结果就是:适龄青年更多,高校容量更小,录取率更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程度,会比90年代还要夸张。

马寅初自己反对人工流产。他说胎儿也有生命权,避孕比流产好。他反对的是“不控制”,不是“强制堕胎”。他1957年主张的是奖励两胎、征税三胎以上。如果按这个路子走,今天的人口大概不会到18亿,可能在16亿左右。仍然比现在多两亿。

两亿人,接近巴西的总人口。放在哪里?东部沿海的城市群显然装不下。西部?西北的水资源本来就紧张,华北的地下水漏斗已经触目惊心。东北?人口流失的问题只会更严重,因为多出来的劳动力会往南方跑,东北只会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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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值得说。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3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注意,1970年的生育率是5.8,1979年是2.75。这十年里,政策因素是主导的,因为那十年经济基本停滞。换句话说,如果没有1970年代的政策干预,生育率不会自己降下来。经济发展在那个阶段还没到能自然拉低生育率的水平。韩国生育率从5.5降到2.8用了将近二十年,靠的是经济起飞。中国1970年代的下降,靠的是行政力量。

所以问题的答案不是“没有计划生育人口就爆炸”,而是“没有1970年代开始的干预,生育率的下降会晚来至少十五年”。十五年,多生两到三亿人。然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来了,这些人正好是劳动年龄人口。听上去像是“人口红利”加倍?

未必。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靠的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劳动力多,工资低,外资来。但如果劳动力再多三个亿,工资会被压得更低。低工资意味着消费起不来。消费起不来,内需就弱。内需弱,经济就更加依赖出口。出口依赖越重,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就越要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靠四万亿投资扛过去了。如果当时的人口是十七八亿,失业问题会比实际严重得多,社会稳定的压力会成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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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里有个规律:人口红利是有窗口期的。窗口关上之前,必须完成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的转型。转型需要教育,需要资本积累,需要人均资源占有量达到一定水平。人口越多,人均越少,转型越难,窗口关得越快。

马寅初当年说了一句话:“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这话不是修辞。要保住这个资源,去掉这个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他1957年说的,到现在快七十年了。

他晚年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有人去看他,他不太说话了。墙上挂着一幅字,是他自己早年写的: “不求好官,但求好人。不图虚名,但求实学。”

他提人口论的时候,七十五岁。批他的时候,七十六岁。平反的时候,九十七岁。他已经说不清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