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作为一个精神相对纯粹自由的写作者，我想凭借这些年阅读、观察与写作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对个体自由与精神自主的理解，谈谈信仰与邪教的区别。
一切世俗的主义与理念，都不应被轻易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信仰。
信仰，是人面对生命、死亡、苦难与未知时，对精神归宿的一种追寻，是给予人慰藉、力量与道德指引，但不应当以剥夺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换言之，信仰的前提，应当是个人的自愿选择。
邪教则大不相同，邪教是披着信仰的外衣，行精神控制之实，它试图通过制造恐惧、灌输绝对服从、切断外部信息与社会联系，逐步瓦解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使其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在这样的控制之下，人不再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思想与意志的个体，也就是说，信仰是引导人寻找精神的归宿，而邪教则试图让人放弃自己的精神。
前者容许人保有自我，后者却要以消灭自我来确立权威。
倘若一个组织要求你放弃思考、放弃怀疑、放弃选择，甚至放弃对自身命运的决定权时，它所觊觎的就已经不只是你的信仰，而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自主性。
像伊朗下面这个：
怎么说？3100万这个数字，不是全部事实，而是被伊朗公布出的宣传口径，目的是对内对外展示意志，包括里面提到的年迈老奶奶主动加入训练队伍，需要动员老人，到底是在展示力量，还是在暴露一种无力？
献身、奉献、牺牲、崇高、光荣、不朽……一切一切的词语，皆是伊朗用来包装献祭的托词罢了，你不包装，伊朗哪有那么多的愚氓心之神往走向屠场？
在这种伊朗的邪教叙事中，愚氓只会真心相信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光荣的、必须做的事，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且觉得自己是英雄。
这已经不是宗教，这是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更极致的控制。
如果你真的伟大，就不是让普通人不断证明自己有多么愿意牺牲，而是尽可能减少他们不得不牺牲的理由。
为什么总是习惯于赞美那些愿意牺牲的人，却很少认真思考，为什么需要不断制造牺牲？对吧？
二是、
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当伊朗把它最脆弱、最需要被保护的群体推上前线，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它的失败。
因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最根本意义，就是让弱者得以被庇护、让孩子得以安心成长、让老人得以体面老去。
当这些功能属性全部失效、全部反转、全部变成全民动员的时候，它们那个社会的灵魂已经被抽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一个随时可以把活人填进去的献祭机器。
三是、
伊朗这几十年来，有多少次本可以通过另一种选择避免今天的处境？有多少次本可以把资源投向民生、投向教育、投向医疗、投向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却偏偏选择了把资源投向导弹、投向代理人战争、投向意识形态输出？当你把叙事都建立在永远和外部为敌上，那么你当然需要源源不断的敌意、源源不断的动员、源源不断的献祭，而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是那些什么都没有决定过的普通人。
这样的献祭，真的是为了普通个体的利益吗？
不见得。
我始终不太相信，一个组织可以仅凭反复宣称自己代表所有人，就自动获得代表每一个具体个体的正当性。
相反，我觉得恰恰只是在消耗普通个体的利益，去换取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生存。
伊朗要维持的，是一种结构，是神职阶层的既得利益，是整个邪恶机器的延续，要维持这些东西，就必须让普通伊朗人持续处于献身状态，献上自己的时间、金钱、健康、乃至生命。
既得利益者负责设计献祭，但他们不负责被献祭。
他们有多少既得利益者资产在海外账户，他们的孩子永远不需要走进任何训练场？
反正吧，一个文明如果把老人送上训练场，这个文明已经在精神层面破产了。
因为老人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记忆、经验和温度，一个把老人视为可消耗资源的社会，不是在打仗，是在吞噬自己的根。
或许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邪教要以消灭自我来确立权威。
那，一个人究竟是因为拥有自由意志而选择奉献，还是因为失去了拒绝的权利，才被迫把奉献当作自己的信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自由与权威的深刻追问或许有答案：
人有时确实会因为无法承受自由所带来的责任，而主动寻求一个替自己决定一切的权威。
而如果它只擅长赞美牺牲，却不愿认真回答普通人的苦难由谁负责，那么我想这种宏大叙事就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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