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1日清晨，上海虹口斯高托路，傅筱庵的家人推开卧室房门，发现这位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倒在血泊中，头部遭到重击，床边留着一把菜刀。消息传出后，上海街头很快出现“号外”，日伪方面随即封锁交通，四处搜捕。
真正让日军难堪的，不只是傅筱庵被杀，而是凶手竟从戒备森严的宅邸中全身而退。没有枪声，没有激烈搏斗，连守在附近的人员也没有察觉。案发地点是傅筱庵最熟悉、也最自以为安全的家。
傅筱庵是浙江镇海人，早年活跃于上海工商界，曾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并兼有多项企业职务。北伐前后，他凭借航运和金融关系积累财富。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他因曾支持孙传芳而受到追查，随后在日本势力掩护下前往大连避居。
九一八事变后，傅筱庵重新回到上海。此时的他已经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却没有把这种地位用来守住民族立场。上海沦陷后，日本方面需要一个熟悉地方事务、又能号召工商界的人物，傅筱庵便成为合适人选。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上任之后，他乘车出入，身边常有多辆汽车和武装人员护送，生活排场远胜从前。对日本军政人员，他极力逢迎；对上海社会的压榨和控制，也积极配合。这个身份，使他从一个地方商界人物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卖国者。
民间的反感并非后来才出现。傅筱庵的家乡镇海曾有民众集会声讨他的行为，他在当地的旧宅也遭到冲击。有人当面劝他辞去伪职，傅筱庵却舍不得手中的权势和利益。正是这种选择，使他逐渐失去了退路。
他并非没有遭遇过危险。一次，他前往伪政府办公地点时，突然有人从暗处开枪，子弹擦身而过。刺客被赶来的人员击毙，临死前仍高喊要打倒这个汉奸。傅筱庵受惊不小，却没有真正收手。
不久后，他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宴会，公开向日本方面表示效忠。祝酒之际，门帘后突然传来枪声，摄影记者闪动的灯光意外影响了射击，子弹偏离目标，傅筱庵再次逃过一劫。还有一次，他到寺院为亡妻做法事，一名年轻僧人突然持刀扑来，也被身边护卫及时制服。
这几次行动，使傅筱庵加强了防范，也让负责行动的人意识到，单靠外部接近很难成功。更早之前，军统人员曾试图借助傅筱庵刺杀汪精卫，傅筱庵表面答应，转身却把消息报告给汪方。相关人员随后被捕，行动彻底失败，傅筱庵也因此被列入重点目标。
转机出现在他的厨房里。
傅家老厨师朱升源跟随傅家多年，曾在傅筱庵避居大连期间陪伴左右。傅家老人把照料傅筱庵的责任托付给他，朱升源也一直被视作忠厚可靠的仆人。然而，长期相处让他看清了傅筱庵的所作所为。他曾劝傅筱庵退出伪职，另谋生路，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军统人员通过一名女特工蕊娣与朱升源接触。蕊娣没有直接谈行动，而是从朱升源的生活和处境入手，逐渐引导他作出选择。有一次，她对朱升源说：“你若真想和我过日子，就不能继续替汉奸做事。”停了片刻，她又说：“杀了他，既能除害，也能离开上海。”
朱升源沉默了很久。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行动，更是对多年主仆关系的决断。傅筱庵曾是他侍奉的人，但在民族大义面前，这层关系已经无法遮住对方的罪责。经过考虑，他答应下来。
1940年10月10日晚，傅筱庵外出听戏，直到次日凌晨才回到家中。年近六十的他已经十分疲惫，简单用过一点食物后便上床休息。朱升源确认他熟睡，又等了一段时间，才从厨房取出磨利的菜刀，并带上一把尖刀。
凌晨4时30分左右，朱升源用预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房门。室内光线昏暗，傅筱庵正沉睡在床上。朱升源靠近床边，连续挥刀，击中其头部和面部。整个过程极短，傅筱庵甚至没有发出明显声响。
朱升源没有在宅中停留。他关好房门，换作平日出门的模样，拎着菜篮，从后门推车离开。等到家人发现异常，天色已经大亮。日伪方面随后展开搜查，却始终没有立即找到凶手。
案发后，朱升源先被安排转移到浦东，后来又前往重庆。据相关材料记载，他获得一笔经费，靠开办小型手工厂谋生。傅筱庵则死在自己的卧室里，结束了在伪政权中的政治生涯。那把厨房里的菜刀，成为这桩案件中最醒目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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