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陕北旬邑，一位前清翰林萧芝葆面对共产党的邀请，迟迟不肯出任边区参议员。他的理由很直接：红军虽然能打仗，可文化底子未必够，彼此恐怕谈不到一处。
这件事传到毛泽东那里，并没有引起责怪。毛泽东没有派人争辩，也没有反复劝说，而是想到一个人——舒同。这个决定很有分量，因为舒同既能写一手好字，也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
舒同奉命写信，内容并非空泛客套，而是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明共产党为何要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敌。信送到萧芝葆手中后，他看了很久，态度发生变化，感慨道：“字写得漂亮，文章也比我想得明白。”随后，他答应出山。
一封信，化解了成见。
舒同能担此重任，并不是只靠书法名声。1905年，他出生于江西东乡，幼年便跟随前清秀才学习，临摹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字体。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很快把文化特长带进了革命工作之中。
1930年，舒同进入红军队伍，担任秘书和政治工作。他常在行军途中用手指在膝头比画笔画，时间一长，裤子的膝盖总是先磨破，战友便送给他一个称呼：“马背书法家。”
这个雅号并不夸张。行军、宿营、作战间隙，他都在琢磨字形。有时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写，用石灰水在墙上书写标语。革命队伍需要宣传，他便把书法变成了传播主张的工具。
1932年漳州战役后，舒同在战场上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早已听说他的名字，主动上前相认。两人谈到书法，也谈到诗词。舒同后来回忆，这次交谈让他感到，毛泽东看字并不只看外形，更重视字里所体现的气势、性情和精神。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舒同只当成一名书写人员。1936年，延安筹办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需要书写校牌，毛泽东因事务繁忙，便推荐舒同完成。于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几个大字，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留下了舒同的笔迹。
这件事与那封劝说翰林的信，其实是一脉相承。一个人若只有漂亮字迹，未必能说服读书人；舒同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政治主张、历史判断和文字表达结合起来。
抗战时期，他还曾撰写致日军军官的公开信，文章开头便指出，中日两大民族如果互助，可以共同发展；如果彼此攻伐，结果只能两败俱伤。文字并不软弱，却把矛头指向日本军阀，而不是普通民众。这种写法，既有锋芒，也有统一战线所需要的分寸。
毛泽东称舒同是“党内一支笔”，并非单纯赞美书法。舒同在解放战争中多次从事对敌工作，曾参与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他熟悉对方的语言习惯，也懂得如何寻找共同利益，因此文字之外，还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舒同担任过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54年，毛泽东曾提出让他进京工作的选择，但舒同后来在陈毅推荐下，留在山东担任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了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毛泽东又把舒同列入编委人选，说明对他的理论文字能力始终看重。
两人的交往，也不止于工作。毛泽东到山东时，曾与舒同谈诗词、书法和中医。谈到“舒体”时，毛泽东认为其中兼有楷、行、草、隶、篆等多种笔意，既沉雄又有变化。舒同则常向毛泽东请教碑帖，彼此更像切磋多年的书友。
1957年夏，毛泽东在青岛患病，舒同推荐山东中医刘惠民为其诊治。药方中有药性较强的药材，工作人员一度担心。舒同表示，既然自己了解这位医生，便愿意承担责任。毛泽东听后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后来服药数日，病情得到缓解。
舒同的性格，也体现在山东工作中。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把山东长期受战争影响、经济基础薄弱以及财政困难等情况如实讲出。毛泽东听完后，认为山东在革命战争中牺牲很大，提议免除部分债务。舒同敢讲实情，背后是对地方情况的负责，也是对中央信任的回应。
1960年代后期，舒同也经历了人生低谷。他曾写信申诉，毛泽东批示要求解决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事情未能及时落实。此后多年，舒同仍保存着对革命岁月的记忆，常常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词。
1992年，舒同住进北京301医院。年近九旬的他记忆力已经衰退，散步时却还会低声吟诵：“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那封写给前清翰林的信，早已成为往事；而舒同留下的字与文章，仍记录着一个文人如何走进革命队伍，又如何在战争与建设年代承担起文字之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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