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沙鸿丨游荡杭州城，笔墨叙流年|弘一法师|徐悲鸿|杭州城|杭州市|林风眠|池沙鸿|潘天寿

早先有位外国首脑评价杭州：“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那位首脑看不见现在的杭州，如果见着了，不知如何想。而我随着杭州的深呼吸，渐渐变老，觉得很难用一两个单词评说杭州城。

南山路上

古时候，从清波门到湖滨一带是临湖的城墙，清波门往北有涌金门、钱塘门，一直到武林门。清波门外往南的路叫南屏路。南山路是民国时期拆城墙后修的从湖滨到清波门的路。建国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南山路和南屏路合并，从湖滨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起，一直到虎跑路与西山路（现杨公堤）交叉口止叫环湖南路。后来整条路又改做南山路。

早先，杭州长途汽车站在现今的武林小广场市民公园处。104国道从萧山过钱江大桥走虎跑路、南山路、湖滨路、环城西路到车站。然后走莫干山路往湖州而去。坐长途车经过南山路，有回家的感觉。美术学院的老师一定会早早跟司机打好招呼，候在车门口，在南山路下车，开心地与我们告别。直到90年代，杭州汽车东、南、西、北各站陆续使用，武林门车站停用，南山路才告别国道。

南山路安静。即便作为国道的时候，最后的长途班车走过，静得能看见幽灵一般。古时候，出清波门，沿湖城墙外是御花园，钱王祠。城墙内则有很多文人高官居住，是宫廷衙门居多的地方。将军路、红门局、三衙前、府学巷、孔庙、文庙、柳营路、韶华巷，地名路名都散发着特殊的气息。民国时期，很多名人名居也选在这里。所以，早时南山路，常有白色高墙长长一溜，转弯抹角青砖别墅。两边的法国梧桐路顶牵手，成绿色通道，显得华贵。

国立艺专初建在平湖秋月，后搬到南山路，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再改浙江美术学院。初中，我比较会画画后，心中之崇拜，无可比拟。此后恢复高考，自己居然能考进这个学校时会有点蒙。学习一段时间，成绩尚可后才逐步有了自信。那时，美院和京剧团、歌舞团同在一个大院，淡黄色的门楼有几块牌子。白底黑字的校牌边有小门，是收发和门卫室。进门右手是礼堂，高大，木板地。礼堂公用，常去看京剧演员练功，画速写，听宋保罗排演《失空斩》，还参加学校的化装舞会，游艺活动，校文艺晚会，听校领导训话。两幢教学大楼在大院最南面，靠东是油画版画两系，西头是国画工艺两系，雕塑系在东边单体楼，各系围着操场。操场边上是展览馆，有个院落，馆门面向南山路。记得有几次晚间作业到十一点以后，学院大门关了，我与同学翻墙，跃过铁栅栏，将自行车提出墙外回家去。记得女排得世界冠军，学生们要上街庆祝，学校紧闭大门，在操场点起篝火。记得晚上灯火通明，到点后，教学大楼拉闸停电，图书馆的老师赶学生回宿舍。记得为了听讲座抢座位，室内满满当当，室外还站着很多人。那时的我们大概都在体会一根筋和如饥似渴的滋味。

京剧团和歌舞团迁出以后，进大门竖起国立艺术院的横碑，横碑后面几幢灰砖楼都回归了。此后，新建了图书馆，学生宿舍楼，填埋小池塘，拆了曲廊修建了留学生楼。1982年2月毕业时，我告别比我还老的校舍，带着1928年“以美育代替宗教”的理想走出四年没有变的校门。

当恒庐、茅以升旧居、潘天寿纪念馆等老旧建筑重新翻修，努力恢复人文历史记忆的时候，母校将老屋全部抹去，建起全新的院舍，如一魁梧的青年坐起，瞬间，我们不可挽回地变得比校舍更老了。

如今，南山路的夜晚盛行休闲风。

恒庐金秋

沿南山路走，有几处特别的地方。三三医院旧址，南山路222号的高大白墙，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恒庐，澄庐，绿楼。杭州出现公交自行车后，我难得骑自行车游荡南山路。在南山路拐进清波街的口头，发现有一个墓群。名为：“天方先贤卜合提亚尔墓”。石亭内有三个青石棺顶盖的冠，一大二小。心想，杭州的土地如果你一段段觅去，谁知道还能发现什么。

查资料。相传卜合提亚尔是阿拉伯名医，南宋时和二位高徒从海上来中国，云游到杭州住下，以阿拉伯的医术为百姓治病，被人们誉为天方先贤。三人过世后被杭人葬于清波门外。民国时期拆城墙时发现墓园，于是迁葬到清波街的南头，墓朝南。

卜合提亚尔墓与广州的宛葛素先贤墓、福建泉州的灵山圣墓、江苏扬州的普哈丁墓并称为中国东南沿海伊斯兰教四大古墓，见证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交流，应该是杭州文化历史的重要遗产。之前，我去过泉州灵山圣墓。唐代时，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碑文里提到一贤传教广州，一贤传教苏州，没提到杭州。旁边还有郑和行香碑和清代重修墓的记事碑。可见汉人对这些阿拉伯人的尊重程度。而我又有另一层的感受，阿拉伯先贤，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到中国来，他们对信仰的恒久，该是如何的坚定。“恒”从心，是一种心志，也是信仰所致。“恒”，持久而普通之意。

恰好，南山路有一处与“恒”有关。恒庐，一座民国时期的别墅。南山路民国房子很多，有些很难考证，就像小绿楼那样，不知谁造的，只传说蒋经国来住过。恒庐的建造者，也不很清楚。只知道余绍宋为此楼题了“恒庐”二字，主人跟余绍宋的关系不一般。

余绍宋1883年生，浙江龙游人，史学家，法学家，著述颇丰，特擅长方志和目录学，喜好书画，成“后画中九友”之一。一个文人有刚直的性格，又有温文的涵养，从“恒庐”二字的形态中可以品出。

多少年后，恒庐修旧如旧，成了杭州城最有名的私立美术馆，在南山路上如金秋的红叶，受人瞩目。美术馆旨在继承杭州深厚的文化传统，也是对南山路人文底蕴的发扬光大。2007年，浙江省博物馆、中国美院、省美协、龙游县文广新局在恒庐美术馆建馆五周年时举办了余绍宋的书画展。好像是回应余绍宋有关“恒”的心志。

2009年开始，我几乎每年在恒庐举办一个新作品的个人画展，每次展览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方向，无论意向、主题、形式语言，或者一个特别的想法。但对于“恒”的回应，我还是很有点压力。

潘天寿故居

潘天寿故居在南山路景云村一号，现在扩建成纪念馆，沙孟海为馆名题的字很霸气。

纪念馆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南侧，美院年青的院舍守护着它。从院落、楼房、展厅中能够看到很多故事，看到中国画大师孤独的寻求，看到传统中国画纯正因子中的现代意识，也能读到潘天寿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两位老师的对联。经亨颐：“幽居少人事，太宇有天光。”李叔同：“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

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杭州创立。潘天寿接受首任院长林风眠聘请，教授中国画，从此，他与这所学校牵挂在一起，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曾于1944年到1947年接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艺术院成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1957年潘天寿复任学院副院长，再任院长。

潘天寿擅长花鸟画、山水画，也画人物画，美术史论、诗词、书法、篆刻水平很高。著述不少。他引领了现代中国画教学。提出东西方文化拉开距离的观点，强调传承中国传统书画文化的精髓。提出教学分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三个科目，将诗词、书法、篆刻列为正式课程，强调对传统经典绘画作品的临摹。以自己的创作引领大家到生活中去体验，捕捉，提炼，并以心去创作。他在绘画中探讨以线构成，简练老辣，撑起大画场面。他广招人才，黄宾虹、吴茀之、陆抑非、诸乐三、陆维钊、陆俨少等大家构成浙江中国画教学的阵营。50年代的“浙派人物画”与徐悲鸿以西方写实画风改良中国画的主流指向不同，坚定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立足点，吸收西方写实绘画的造型，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浙派人物画”不仅是一个画派，更是传承有序的教学流派。此中，潘天寿营造的浓厚的中国画学术氛围起到关键作用。

2004年，为浙江画院建院二十周年活动做准备，我和邢鸽平梳理画院历史，四处采访。了解到50年代末，潘天寿就提出在文人画发源地的浙江筹建浙江画院，并与省美协朱琦先生一起找省领导，组织会议，并决定由美院拨出名额，运行画院。

可惜，潘天寿有很多事情想做，有很多作品想画，却都没有可能了。

1971年，潘天寿撒手人寰。后来，从资料上看到潘天寿最后的绝句：“莫此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不由心生敬意。他不愧是经亨颐、李叔同的学生。

父亲之前一直订阅《美术》月刊，我对潘天寿的画不陌生，但是少年懵懂，一直到学习中国画才慢慢感受画中乾坤。

我毕业后，母校在潘天寿故居上扩建了这个纪念馆。

林风眠旧居

被誉为“学界泰斗”的蔡元培认为：“教育，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五育并举”。五育中有美育，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中有句：“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

1928年，蔡元培认为北方的学校在军阀统治下没有前途，他看好北伐胜利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此，他南下创建“国立艺术院”和“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创立在上海，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而“国立艺术院”设在西子湖畔平湖秋月罗苑一带，是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美术高等学府。蔡元培曾留学德、法，游历日本，他聘请曾在法国学习现代绘画，思想活跃，在国立北京美校任校长3年的林风眠出任首任国立艺术院院长。

28岁的林风眠追随蔡元培到杭州出任院长。他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学理念，提倡中西艺术融合。他广纳人才，聘用外籍教授和高水平的留法学生为教师。精彩之笔是通过吴大羽的介绍，聘请潘天寿教授国画，为日后浙江中国画教育蜚声国内外奠下基石。林风眠的绘画则践行了自己倡导的艺术方向，融合西方现代绘画与东方水墨意蕴，他的绘画以自由而平和的灵性，独立在艺术世界中。

林风眠刚到杭州时据说住在葛岭下招贤寺。也许因为西湖与他的特别情缘，1934年到1935年，他自行设计，在灵隐路拐入玉泉路的路边树荫后面，建造了一幢青砖青瓦的法式洋楼。2012年，我与友人在隔壁的茶室过了一个下午。期间，出茶室，走到房子边上。没有进去，我怕室内书桌、床铺、饭厅的陈设会破坏我从他画作中积淀下来的感觉。所以，只是像散步一样，端详了这幢房子。据说林风眠喜欢在周边养花植树，可能在那样的时刻，他会很惬意。

1937年11月，日本人逼近杭州，林风眠将妻女送到上海法租界后，带领200多名师生撤到内地。次年，杭州与北京两校合并，学校改组，林风眠被迫离开学校。

七年后的1945年，当潘天寿在重庆出任校长时，他聘请潦倒的林风眠回校任教。潘天寿是主张东西方艺术拉开距离的，表面上看与林风眠的主张相反。但我一直以为，从艺术本质看，他们是同一个方向的两层意思。所谓拉开距离，指的是保持地域性文化艺术的纯粹性，这对于东西方是同等的。纯粹性与吸收、融合并不矛盾，艺术也不是简单地一加一。所以看到这段历史，我对两位艺术观念十分独特的大师之间那种互相尊重，互相提携，十分感动。重庆那一段时间，林风眠在寂寞中成就了自己的艺术探索面貌。

之后，林风眠回到西湖边这幢房子里。

我就读美院时，外国美术史教材写到前苏联美术结尾。而西方美术到法国现实主义戛然而止，因为印象派以后的西方美术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林风眠当年在法国求学时正值野兽派当红，他的现代绘画从理念到作品在民国时期就完败给徐悲鸿的现实主义，显然在新中国也不受欢迎。

1951年，林风眠最终选择离开杭州。1966年他在上海南昌路53号的寓所亲手毁掉2000多幅自己的作品。林风眠没有给他任首任院长的学校留下一幅画。西湖边那幢房子在他离开后曾给一个单位使用，最近修旧如旧，作为林风眠纪念馆对外开放。

抱青别墅

很多民国名人选择在北山街造屋。可能坐北朝南，背靠青山，面对西湖，无论风水、视野、心境都会很好。小时候对那里的房子没有特别的感觉，更没有资料和大人让我知道这些房子背后的故事。那一路走去，里面住了很多人，都是普通人。一样提着菜篮，骑自行车，抱小孩，拿着拖把到西湖里搅和，夏天用吊桶打湖水往自家门口泼洒，驱赶暑气。他们住这些房子与我住万石里、安吉路6号一样，仅仅是生活而已，谁都不注意房子本身的历史沿革和人文气息。

后来西湖边拆毁了不少房子，北山街也是如此。特别是西泠桥东岸沿湖曾经有很多房子。其中一幢紧靠湖边的二层楼整个墙体是紫色的，那个紫偏青，特别骄傲的颜色。我称之为紫房子，也是走北山街快到西泠桥的地标。也许拆房子的人认为它挡住了从北山街看西泠桥的视线。

而今，留下来色彩感最强的建筑。是我儿时并未特别注目的抱青别墅。三层红砖楼，正面门廊有七个圆拱，面对西湖。内里很大，有天井。别墅边上有2004年杭州市政府建的历史建筑碑，说：“建于民国初期，为三层西式砖木结构楼房。曾作为1929年西湖博览会工业馆的第四会馆”。1933年改建为葛岭饭店。

浙江湖州的南浔，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在工业尚不发达时商贾云集，富甲天下。清光绪年间有人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称呼南浔富商。据说家产百万以上为象，五十万到百万之间为牛，二十万以上为狗。四象之首是建造小莲庄的刘镛，家产超过两千万。张颂贤第二，他的孙子是张静江。然后是庞云镨和被称为顾六公公的顾福昌。而邢庚星是“八牛”之首。邢家典当分布浙北、苏南和上海，还经营房地产。

“青”，年轻，青春，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拟人色彩。“抱青”，显出别墅主人的诗意和心志。有一次杭州大雪，我与女儿从宝石山踏雪而下，经过抱青别墅，碰到有人拍结婚照。新娘在雪地中穿着婚纱，拍好后赶紧把羽绒衣套上。抱青别墅温馨和历史感成为杭城婚纱摄影的追逐点。

抱青别墅有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会馆，有餐饮、咖啡吧。2012年厨房火灾，大概是警醒，提示人们对百年古建筑该有一种礼貌。2015年，经过一些文化人士的努力，别墅成为杭州国画院的展厅。开门，它迎来“美丽杭州”邀请展。抱青别墅成为杭州向公众开放到晚上的艺术展览馆。

这应该是它最好的归宿。

新新饭店

新新饭店是西湖边最早的饭店，坐落在北山街，与山水和行道树融为一体。

晚清时期宁波人成为上海商界和实业的主力。最早的连锁企业“何锦丰洋广杂货号”的老板，是鄞县籍的何葆龄。有资料说十九世纪晚期，他在纵横商场之际，想安坐西湖边休养生息，于是在北山街建造了“何庄”。但没有多少年，他就辞世了。何葆龄的儿子何积藩继承家业。在客栈时代将何庄开办成杭州早期的旅馆，取了一个英文名：“The New Hotel”。中文名为“新新饭店”。“新新”二字取自《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语，喻不断出新。且以叠字增加旅馆的亲和感。何积藩产业大，怕精力分散，遂特邀朋友宁波镇海人董锡赓管理旅馆并照顾何母。很多近代史学家称董锡赓为“中国最早的职业酒店经理人”。他到任后，旅馆规模渐大，在建于1913年的西楼“孤云草舍”边上，于1922年建造了古罗马式的5层中楼。后来，何积藩将旅馆全部送给了董锡赓。

秋水山庄落成于1933年，是报业巨头、《申报》报主史量才给二姨太沈秋水建造的。史量才被暗杀，沈秋水把山庄捐给了慈善机构，成了妇孺医院。新中国建立后，秋水山庄被收作国有资产，成为新新饭店的分部。

1929年，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静江策划操作了西湖博览会，成为中国会展史上规模、影响都特别大的商业销售活动。北山街上很多建筑都投入了整体的运行，张静江坐镇新新饭店指挥全局。张静江与何积藩是好朋友。北山街到新新饭店前，往西湖拐出一个很大的弧度，让饭店前脸凸出湖面，显出端庄的气势。据说是张静江在新新饭店中楼建成以后下指令，进行北山街改造形成的。

因为新新饭店是杭州西湖最好、最早也是最大的饭店，自然而然，许多名人来杭州都会下榻于此。从资料上看宋庆龄、宋美龄、蒋经国、陈布雷、朱家骅、于右任、李叔同、徐志摩、巴金、胡适、张元济、史量才、刘子衡、鲁迅、茅盾、郭沫若、丰子恺、华罗庚、启功、沙孟海、汪道涵、李可染、程十发、傅抱石等众多政要和社会名流曾下榻于此。

儿时，从未走进高级旅馆的经验，以为新新饭店与我辈无缘。工作后，参加举办了很多文化类大活动，常常入住那里，慢慢有一种亲切感，于是会有意无意关注这个地方的来龙去脉。

1962年在西泠桥的西侧山上又造起一座七层高的西泠饭店，为政府承接了外宾、重要客人和国事活动。那座楼亮白亮白，体量大，非常触目，是当时杭城最魁梧的建筑。改革开放后，经营不力，租给外国人，成了中国第一个香格里拉饭店。据说，西湖申遗时，世界遗产专家们对此建筑提出批评，并要求拆除。的确，西泠饭店初建时很有现代感，真到现代社会，却落后了，与西湖自然景观不协调的硬伤也日见明显。于是，政府承诺租期一到，立即拆除。我以为，应该把不协调部分拆除，保留协调的部分，毕竟这里有一段与新中国外交史有关的故事。

相反，新新饭店也曾是杭州最现代的饭店，却历久弥新，反而显出它与自然的和谐，显出其人文历史的厚重感。

红太阳展览馆

老杭州人都知道红太阳展览馆和红太阳广场。那时，有人说到“红太阳”去，就是去如今的武林广场和浙江展览馆。

杭州刚通电车时，延龄路从解放路往北到庆春路突然变成小弄堂。电车在浙江医科大学一幢红砖楼前拐向小车桥、武林路而去。60年代初，延龄路北段拓宽，一直到体育场路。之后这条路改称“延安路”，沿用至今。

火红的年代自然有火红的事情。1968年到1969年，在延安路北端的大片菜地上，建造“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和广场。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去参加了劳动，没有大型机械，靠人拉肩扛。父母和单位的大人们连续好长时间，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说要给建国二十周年献礼。二十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二十年后，老百姓称呼的“红太阳”展览馆奏响了“东方红”的乐曲，每小时一次，传遍小小的杭城。

跟着人潮去参观，一层和二层的层高将近7米，第一次见到超大的玻璃窗，大面积人工磨石子地，大楼梯宽能横排十几个伢儿，二楼好几大排水龙头可以洗手。站在大门往南望，大广场两边是翠绿的草坪，万年青装饰着路灯，延安路笔直向南望不见头。

接着，几乎所有的大活动都挪到这里举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公判大会，样板戏公演，几次大型纪念演出，展览馆里各种展览的开幕式，以及广场舞、广场体育比赛、慈善活动、义诊义卖便民服务咨询活动等等。我那批知识青年下乡也从这里浩浩荡荡坐车出发，壮志满怀。出城后分散各路，越开越远，开进深山沟，进入极为现实的日常生活和劳作。

之后，偌大的广场空闲着，各路小商贩聚集于此，渐渐形成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市场。还有摩托飞车表演，大棚马戏杂技。期间在广场西侧建起当时杭州最大的剧院，将展览馆门楼上的毛泽东像取下来，改称“浙江展览馆”，广场改称“武林广场”。但老百姓还是习惯称“红太阳”。

80年代中期开始，广场周围不断建起商业、电信、科技高楼，自由市场挪开了，广场中心出现喷水池和舞蹈雕塑。杭州的商业中心也渐渐从解放路百货商店转移到武林广场。展览馆每年春节前夕的年货展销会更是热闹非凡。

90年代，政府曾经有动议要拆除展览馆，建造大型的文化广场。但是杭州经过大规模令人扼腕的拆毁古建筑、名建筑、标志性建筑的过程，民间的反对呼声终于爆发。人大政协有许多提案要求保护最有标志性的建筑，大家呼喊杭州需要人文历史的留存和记忆。

终于，政府顺从了民意。展览馆修旧如旧，改善内部结构，适应当代文化和商业会展的要求。而在展览馆的北面，隔着运河，新建起杭州西湖文化广场。

1984年成立的浙江画院，从1979年筹备组成立时就在展览馆办公，后来院舍被安置在西南的第8展厅。2002年我调到画院工作，就在大展厅中隔了房间，既是仓库又是工作室。直到2012年转移到西湖文化广场的新院舍，画院在展览馆里呆了33年。

万石里伢儿们老来的聚会还时不时提到武林广场和展览馆，有时依然会脱口说“红太阳”。

杭州体育馆

60年代末，在浙江省体委和浙江体育场对面，隔着体育场路，建造了浙江体育馆。让我对建筑艺术有了初步的概念。

体育馆船型屋顶是杭州所有建筑中最有创意的，新奇、漂亮，惹人喜爱不止。曾经去过杭州拱墅区体育馆看篮球赛。那是一幢不大的方形建筑，空间窄，据说再宽一点，房顶架不住。以至于我老在想浙江体育馆里面有多少大柱子，是怎样搭建的。几次骑车经过那里，都会慢慢地，端详端详。

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预赛，朋友搞到几张票，邀我同往，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以至于朋友说，球手中最厉害的只有梁戈亮，对你有那么刺激吗。他哪里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新体育馆。那天，据说能坐5000多人的椭圆形场子里仅有一半观众，大家最后也不对号入座了，尽可能往前坐，除非有人拿票证实那位子不是你的。馆内长方形的比赛场地有好多比赛桌。世界冠军赢得平淡无奇，全场嗡嗡声一片，都说那个柿子也太软了。此后，我就离开座位，上下游荡。整个体育馆的中间没有柱子，那房顶全靠密密麻麻的钢筋铁管吊起。好久以后，才知道那屋顶的大名叫“马鞍形悬索屋盖。”那马鞍形又叫“双抛物面”，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浙江省体育馆获得六十年代“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这个奖是中国最有权威的建筑大奖。

以后多次去体育馆看比赛和演出，参加群众大合唱。90年代还参加过一次气功讲座，全场爆满，大师发功，众人摇晃，我努力找感觉，却始终没感觉。

又过了不久，浙江体育馆成了杭州体育馆。杭州体育馆改造，里面安装了空调，音响。我还去听过一场演唱会。全场也爆满，众人也跟着摇晃，我感觉很好，不用找。

也是90年代，杭城另一个标志性的更大的体育建筑群建起，因为坐落黄龙洞边上，所以称“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主体建筑有两个高耸如塔的大柱子用钢索斜拉起屋顶。

杭州体育馆的“悬索屋盖”似乎有了新样式。

城市山水

西湖三面环山，早年杭城建筑限制高度，听说西湖东面最高的房屋只能到三层。

80年代，杭州与日本昭和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共建中日友好饭店，21层楼，70多米高，在杭州城里鹤立鸡群，而且离西湖仅三条街，惊到杭州人。90年代，高楼渐多。到21世纪好像没有限制了。2008年1月7日《青年时报》载文，说有个“世界最佳天际”网站对世界和国内的高楼建设做了排名。他们对高度为90米以上的高楼进行统计，发布2007年度“摩天大楼城市排名榜”，杭州位居世界第54位。在国内城市的高楼增长速度排名第二。尽管国内专家说外国人的统计方法不一样，国内统计要100米以上，且除去屋顶等等。但我总觉得，按国内方法，杭州排名也低不到哪里去。杭州有句老话：“大家马儿大家骑”，就是针对规则的。

看到那篇文章后，我又上了宝石山。一眼望去，杭州城的气势真不小。当年羊坝头的老建筑如果不拆掉，也会成为一群壮实的矮个子的。查资料，吴山最高峰海拔178米，大概比很多杭城高楼要低吧。而宝石山海拔据说只有区区78米。我突然觉得，杭州真正地四面环山了。其中一面山是人工的，而且还在不断地升高，不断地扩张。当浣纱河等河流被破坏，西溪湿地缩小，有专家说，钱江新城100米以上高楼已有30余座。高楼林立之后，杭州的热岛效应自然会增加。

从北山街往东南望，断桥依然静静地趴着，杭州城连绵起伏的高楼不知何时成为一道风景。之前，杭州地图上，西湖在杭州城的西面，有杭城的一半大。而今的地图，城市扩展速度飞速，北面已经过了良渚，东面临平和南面萧山变成区了，西面已过闲林埠，听说临安也会变区的。西湖成为杭州城的中心湖，一粒小小的明珠，而非杭州城西面的“西湖”了。走进西湖，已经弄不清周围是山水城市还是城市山水。

杭州城扩大，人口也飞速增长。大概突破千万也为时不远了。以前过年，杭州特别热闹，快过年时，大家都尽量不出差，等着阖家团圆。而这些年，临近春节，杭州城的人会渐渐少去，车路渐渐不堵。大年三十，新杭州人都赶回老家去阖家团圆。杭州城突然冷清，马路也空空的。

市民广场

2012年5月的一个晚上，突然发兴去杭州钱江新城新建的城市阳台和波浪文化城看看。在此之前，我曾去过杭州大剧院，国际会议中心和市民广场，感受到钱江新城整体建设的气魄。钱塘江应该是浙江人气质的另一面，它有辽阔的胸襟，激荡的内心。这里没有小桥流水、吴侬软语。

曾经有个外国首脑来过杭州后说了一句：“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我想对杭州刺激很大。于是，杭州积极动手旧城改造，以为很先进，却没有钱江气魄。当南星桥一带还是贫民窟时，却花大力气去拆毁城中心那么多经典建筑，难得的好房子。

旧时杭州城里大致有三种类型的建筑。一种是自古传下来，接近徽派的粉墙黛瓦，大院落，砖木结构房。老鼓楼、胡庆余堂国药号、胡雪岩故居是极致。清河坊一带的街道有白色防火墙和拱门，沿街的是木结构门板房。老鼓楼和老照片里的各大城门都是在条石砌成的高高的城墙上有粉墙黛瓦的门楼。毛泽东视察小营巷以后，我随父亲去溜达过，干干净净的白墙青石地，间或有古井。儿时的武林路沿浣纱河，也多是门板房，房后有河埠头下到河里。我去过几趟苏州，感觉亲切，因为苏州的老街道基本保留着，那种屋桥路的格局和建筑样式与早年的杭州何等相似。人们之所以将苏杭合称“天堂”。除了文化、生活、经济，城市环境也是重要原因。我一直以为，白墙黑瓦是杭城建筑的个性。

第二类是民国洋房。民国是浙江的辉煌时期，富豪、官员、文人集聚，大批青砖别墅，上海式的石库门从城中心延伸到南山路、湖滨、北山街一带，杭城在黑白色调上被灰色调抹了浓浓的一笔。但民国人知道杭州古老建筑的个性，愿意继续发扬光大。他们会在洋房外加建白壁黑瓦的大围墙，把大门漆成黑色。民国时建别墅，大都是找空地建房，不破坏原来的成熟建筑。第三类就是欧式商业和金融建筑，仿上海老外滩万国建筑风格的，以羊坝头和众安桥为代表。这类建筑不多，集聚成杭城的繁华区。

如果当年不被外国首脑那句话刺激到，如果当年就有钱江气魄，如果当年懂得杭州的传统文化个性，也许杭城的路依然小些，街弯些，河流婉约些，也许浣纱河能得以恢复，所有的历史经典建筑和标志性建筑修旧如旧，而把新城建设在江边。那会留下一个与西湖相得益彰的极有意思的杭城。

那天晚上站在钱江边的城市阳台，望着市民广场，想了很多。我想画这个景色，表达我心中对杭州钱江新城规划的赞美。虽然新城来得太迟，但经过那么多的曲折，毕竟来了，而且真的有当代人的气魄和人文精神的传承。

我把现代建筑按入水墨里，祈望它的内里依然是有杭州个性的。

飞跃嘉禾

70年代，读大学进了国画系，学校规定我们学日语。在课本里读到日本“新干线”，据说60年代东京奥运会前夕开通了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那条线路承载全日20-30%的客流量。列车运行速度在200公里到300公里。图片上的车头像子弹一样。那时，中国还没有高速公路。

80年代中期，记得坐单位的汽车从上海回杭州，一路拐来拐去地走了6个多小时。火车快车从上海回杭州一般要4个小时左右。若去北京，一般办事员不能坐飞机，火车要一天一夜。那时浙东南没有铁路，去温州必须坐十多个小时的汽车。遇上修路、堵车，就不好说了。极端的一次，去距离340多公里的丽水景宁走了近20个小时。因为修建金温铁路，很多地方要绕道或单向通车。有大货车司机在路堵等车时睡着，后面的汽车长龙居然没发现。冬天没有空调，到地方时我的腿僵硬得有些麻木，下车即刻讨白酒喝，暖身子。

90年代末，浙江第一条高速公路，沪杭高速通车，到上海两个小时。

21世纪降临。2004年去上海开会，大会组织者带我们坐磁悬浮列车到浦东机场，最高时速达400多公里，那一次观光如做梦一般。我想起30多年前有关日本新干线的课文。

中国高速公路飞速发展，网络密布。说开车去上海，上了高架会迷路，下不来。现在上高速也一样，枢纽多，一不小心就走错。2015年驾车去西藏，走了被称为“天梯”、“极限高速公路”的雅西高速。干海子特大桥的最高桥墩达117米，泥巴山特长隧道长达10公里零7米。那感觉，中国人搞建设，一切皆有可能。

与高速同步，在经历铁老大全面输给高速公路，打不开春运瓶颈后，铁路提速，加动车组，再到高铁。2007年1月第一列高铁从上海到杭州，飞跃嘉禾，全程一个小时。如今去上海坐高铁基本上半小时一班，与公交车一样方便。紧接着去南京、去福州、去济南、去北京都通了高铁。一瞬间，杭州西湖变成长三角的西湖，节假日人山人海，逼得杭州人越来越宅。

2014年去北京出差，第一次坐高铁。“和谐号”，极好的名字。5个多小时车程，车厢与飞机客舱一样。看着车厢上的时速显示，很多时间里，运行速度在300多公里以上。此后，出远差，先问通高铁吗？因为飞机晚点还不如高铁。有几次站在站台上，对向高铁列车快速滑过，居然没有风，没有吸附感，只是有点惊心动魄。有一次问站台上穿铁路制服的女生，那列车会多快？回答：不停靠本站的话，一般会有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的速度。

常开车到四处去，会突然看见一列白色“和谐号”沿青山绿水高架线，神灵般飞过。常开车去上海办事，有一段路与高铁桥并行，会被那白色家伙瞬间超越。2014年看到中央台直播兰新高铁测试祁连山路段，心想，中国人有了高速公路的极限，又在创造高铁的极限。此时，中国高铁建设出口也成为热门话题。

2013年浙江画院走进嘉兴，以中国画表现嘉兴的人文历史和当代发展。高铁作为题材，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科目，无人领取。我遂拿来，取名“飞跃嘉禾”，将“和谐号”也浸入水墨笔意中。

文/池沙鸿来源：湖畔闻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