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5日晚，四川成都，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潘文华站在寓所内，手里攥着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门外，保密局人员已经盯住了潘公馆；屋内，他却在盘算另一件事：怎样离开成都，怎样与蒋介石彻底切割。
这不是普通的去留选择。潘文华若登上飞机，便意味着接受蒋介石的安排，远走台湾；若留下，又可能被监视、软禁，甚至失去性命。更棘手的是，他身边还有一名如夫人，身份并不简单。
几个月前，郭勋祺曾专程找到潘文华，劝他尽快在重庆举事。郭勋祺是潘文华旧部，1948年襄樊战役后被俘，经过刘伯承、陈毅做工作，决定回到四川，联络旧日同僚。
郭勋祺把话说得很直：“潘主任，国民党大势已去，重庆不能再等了。”
潘文华没有立即答应。他并非没有判断，恰恰是看得太清楚。自己早已没有完整部队，身边又有特务监视，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牵连家人和旧部。对于起义，他赞成；对于时机，却始终谨慎。
这种谨慎，与潘文华多年的处境有关。刘湘去世后，四川地方势力曾推举潘文华主持武德励进会。1939年3月，蒋介石还将他晋升为二级上将，看似重用，实则一直提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连续削弱潘文华的力量。川陕鄂边绥靖公署被裁撤，潘清洲负责的部队也遭调整，第二十八集团军被撤销，原有兵力被分散到各地。到1947年，潘文华所属部队再次整编，昔日的实力已被拆得七零八落。
有意思的是，潘文华并不是突然转向。早在重庆任职期间，他便与中共南方局保持接触，也曾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往来。对蒋介石的做法，他心里早有判断，只是手中没有足够力量，公开行动便等于把自己送进险境。
真正让他迟疑的，还有那位如夫人。
一天傍晚，参谋长杨续云向潘文华汇报完军政情况，正准备离开，潘文华却叫住了他。屋里安静下来，潘文华这才低声说道：“我不去台湾，也不想流亡海外，起义是定了。只是她的事情，实在难办。”
杨续云明白，潘文华所说的“她”，并非普通家属。按照当时一些地方实力派的回忆和相关记载，军统系统曾把受过训练的女性安插到地方将领身边，用来打探消息。潘文华早已察觉，这位如夫人与保密系统有联系。
“她既然没有直接加害部队，便不要惊动她。”杨续云劝道，“但主任若决定起义，就不能再让她留在身边。”
潘文华沉默许久，只说：“相处多年，好聚不好散，也要好散。”
随后，他把家中大部分金银细软交给对方，并设法将她送往香港。这个决定，表面看是处理家事，实际却关系到起义能否顺利进行。身边少一个可能泄密的人，便多一分脱身的机会。
11月30日，重庆解放，国民党军大批人员退守成都。潘文华于11月中旬前往成都，与刘文辉、邓锡侯商议行动。三人都知道，成都只是蒋介石暂时停留的地方，真正的控制力量仍掌握在胡宗南和保密系统手中。
12月5日，蒋介石方面派陈希送来机票，通知潘文华次日早晨飞往台湾，并特别交代当晚不得外出。潘文华表面接受，暗中却决定连夜出走。
他的卫士长伍丁主动承担掩护任务。深夜，伍丁穿上潘文华的衣服，驾驶那辆福特轿车驶离住所，故意把监视人员引向城外。潘文华则在另一批卫士掩护下离开成都，赶往彭县。
追捕人员后来在城外发现被击毁的轿车，车内是一名身穿少校军服的年轻人。伍丁以此拖住追兵，潘文华终于脱险。对于一个已经失去部队、又被严密监视的旧军人来说，这次逃离几乎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12月8日清晨，刘文辉、邓锡侯也离开成都。第二天，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同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通电中明确表示，三部与国民党当局断绝关系，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通电发出后，成都局势迅速瓦解。蒋介石离开四川，原先被分散、被监视、被架空的地方力量，终于在关键时刻作出了同一个选择。
起义后，潘文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因身体状况获准养病。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捐出2000万旧币用于购置志愿军冬衣。1950年11月12日，潘文华病逝于成都，终年64岁。其遗体覆盖国旗，安葬于成都武侯祠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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