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6.10.03
从西方自身的价值危机，到非西方文明的适配困境，再到全球秩序中的现实冲突，现代化与文明究竟是什么关系？不同文明又该如何走出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学术前沿》撰文《世界性文明困境与中华文明叙事》，从世界性的文明困境出发，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危机与不同文明的现代转型。文章指出，中华文明的世俗主义、人本主义、社会自然法、实质平等主义、实事求是与文明主体主义等内核，与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契合。
作者进一步从“开源”的角度重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他认为，现代化经验可以学习，也可以根据不同文明、文化和国情加以修改和调适；其可供共享的“源”，最终指向人的现代化、物质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三个基本层面，为不同文明探索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可能。
本文原载于2026年第17期《学术前沿》，原标题为《世界性文明困境与中华文明叙事》。
引言
任何文明都有其思想，思想的核心表达便是以哲学社会科学为基础的自主知识体系。文明的存续、更新与传播，始终伴随并依托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化和制度化，而哲学社会科学正是这一过程的主要机制与载体。文明能否在时代变迁中保持主体性，关键在于其是否拥有与之相匹配的自主知识体系，即是否能实现自身实践的理论升华、价值理念的规范转化、文明话语的自主表达。如果不能，那文明便只会在他人设定的概念谱系与话语秩序中被动定位，其主体性亦将随之消解。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
如何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香港科学园是香港重要的创新科技研发及产业化载体
（图源：新华社）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自主知识体系才可能具备“原创性”。
考虑到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文明困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其重要意义不止于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指引，同时为阐发、重塑和弘扬中华文明指明方向。当前，“文科危机”在全球蔓延，这实际上是更深层次文明困境的折射。旧有知识框架难以回应当代复杂现实，人文社会科学阐释世界的能力弱化、供给意义的功能衰退，尤其是在“西方中心论”知识格局中，非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发展逻辑与文化价值被边缘化、曲解甚至“他者化”，丧失话语阐释权与知识生产自主权。
文明在自我更新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不用看久远的历史长河，只看近代以来，不同文明也呈现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在适者生存式的现代化竞争中，一些文明得到长足发展，另一些文明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一些文明变得极具侵略性，另一些文明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文明与现代化既可以互相支撑，互相强化，也可以互相损耗，互相弱化。现代化既能滋养文明，也能侵蚀文明，甚至将文明引向歧途。尽管影响一个文明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其文明叙事无疑居于枢纽位置，因为文明叙事既承载着这个文明的人们对自身历史与当下的认知，也塑造着他们对文明未来走向的理解与选择。
同许多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正经历现代化的进程。其他文明的现代化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任何文明都要解决好自己的“文明叙事”这一关键问题。正如“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所显示的，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同样，中华文明的演进也是“中国式”的。“守正创新”这一重要概念，同样适用于文明的当代发展。只有在坚守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同时与时俱进，中华文明才能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
（图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世界范围的人文社会科学
危机与文明困境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
危机的根源与本质
今天，世界范围的人文社会科学危机几乎是凭直觉就可感知到的。近代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其焦点都是技术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工智能则不同，其解放的对象不仅是体力，更是智力。人工智能具备替代、重塑、规训人类思维的潜在能力，人类面临被人工智能“欺骗”“取代”甚至“殖民”的现实风险，并且这一进程正在加速到来。随着技术渗透速度的持续加快，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被重塑可能只是时间先后问题。
当下一种片面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产业吸纳大量人文社科人才，意味着文科从业者迎来新发展机遇。该判断忽略危机本质：人工智能企业引入人文社科人才，本质是利用人的价值判断、叙事能力完善算法逻辑，而非赋予文科独立的知识生产地位；当人文社科全部研究工作均可量化、模型化而交付人工智能完成时，人文社科的独立学科价值将被彻底消解。可以说，人才吸纳恰恰是文科依附技术逻辑、逐步丧失自主性的开端。
如果人文社会科学最终被人工智能取代，那么究其根源，就在其发展方向的错误。近代以来，实证化被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必然发展方向，众人趋之若鹜。在早期，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保持着平衡，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也保持着平衡，可以说，此时的实证化促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但即使如此，其间也已有学者质疑和批评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其只是收集无关紧要的事实并无视至关重要的事实，把形而上学视为禁异，表现为理论的愚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微观化、数量化、模型化的盛行，或者简单地说，随着“理工科化”的不断深化，人文社会科学的危机加深。
人工智能普及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和危机。今天，“人工智能赋能”似乎成为教育科研体系的唯一目标，从课堂教学、人才培养，到课题攻关、成果产出，人工智能被寄予万能期待，人工智能赋能各个学科，甚至人工智能赋能一切。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科学（AI for social science）自然也是其中一项，进展如火如荼。
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一旦彻底走向“人工智能化”，则所有内容都将简约为数字，丧失独有的价值追问能力。事实上，人工智能崛起与人文社科衰落呈现同步曲线：人工智能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起步，同期全球人文社科便进入思想产出枯竭期。近60年来，全球几未诞生具备跨时代影响力的思想大家，现存经典理论学者几乎都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之前。
人文社会科学危机
折射文明困境
战争、金融危机、地缘分裂等重大历史危机本应催生深刻的理论反思，但近半个世纪的多重全球性危机，并未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实现重大突破和发展；产业变革、数字转型、技术革新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甚至重新定义人类本身，但人文社会科学却回应乏力、普遍失语。当时代苦难与技术变革均无法使人文社会科学获得思想活力，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处于深度危机之中，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人文社会科学在技术浪潮下的危机，折射出深层次的文明困境。文明困境应技术变迁而生，技术发展能够改善人类物质生存条件，但其本身不自带价值标尺。人类若具备价值理性，便能约束技术负面效应，使其服务文明进步；若丧失价值反思能力，任由资本逻辑、技术逻辑主导社会运行，文明危机便会全面爆发。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主导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反映人类文明核心的人文社会科学则成为这一过程的“帮凶”。这尤其反映在西方的人文社科界。长期以来，在从“意识形态终结论”到“历史终结论”的这一连续过程中，有关人文价值的争论被放置一边，甚至被人们所抛弃。20世纪崛起并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导的象征；今天，美国科技右翼的“加速主义”也是一种让技术主导人类变化的新意识形态。
资本与技术凌驾于人之上，将瓦解文明存续的价值根基。区域冲突、局部战争是文明衰落的外在表征，先进技术被用于政治暗杀、军事屠戮、霸权胁迫，充分证明单纯技术进步无法等同于人类文明提升。脱离价值理性约束的技术，只会不断放大人类文明内部的对抗与毁灭力量，而人文社会科学的衰退，则让人类失去制衡资本、技术无序扩张的思想武器。
以色列和美国袭击德黑兰警察局后的景象（图源：路透社）
“人”的重新定义
与西方文明困境的本质
西方文明现代化转型：
人的主体性确立与“去意义化”过程
西方文明曾经是宏大的文明，兼具神性与人性、激情与理性。在这一文明形态中，伴随科技的进步，有很长一段时间经济持续发展、福利不断提高。但这一进程内含不可忽视的前提，那就是在技术和经济进步的同时，人类能够回答“人本身的价值如何”这一核心问题。借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框架表述，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对齐的。
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始于中世纪宗教绝对统治下的人性压抑，经由文艺复兴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启蒙运动从制度上确立人的中心地位。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一方面，西方完成人的主体性重塑；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重新定义了人。
西方启蒙运动把人简约成为“理性”，此后，西方对“理性”的界定不断窄化，直到今天，我们需要再一次重新定义人类。启蒙运动之于人类具有完全相反的双重意义，一方面，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把人的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水平；另一方面，开启了人类的“萎缩”过程。前者是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则是一个“去意义”的过程。经验地看，启蒙运动创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丰裕的现代世界，呈现高度发达的物质属性；另一个却给人类带来无穷尽的“现代性”问题，呈现为人的生命意义的缺失，催生虚无主义、极权主义、极端功利主义，等等。
如果从人类的人文价值审视，启蒙运动对人类的简约再定义，必然导致人类的“去意义化”过程。西方文明在物质丰裕与意义缺失的悖论中寻求出路，却尚未找到真正稳固的支点。西方批判启蒙理性存在内在缺陷，而正是这些缺陷埋下后续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张力与精神危机。
第一，刻意贬低人文学科的精神价值。启蒙运动推崇功利、清晰、可量化的工具思维，将诗歌、文学、宗教、艺术等承载人类精神激情的内容视作非理性的冗余产物。洛克主张抑制儿童诗性思维，牛顿将诗歌归为主观臆想，伏尔泰仅认可完全服从理性规则的文艺作品，人文精神被排斥于真理体系之外。
第二，忽视人的复杂精神世界。歌德指出，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自然神论无法包容人类丰富的心灵，仅关注外在客观物质，回避精神、美学、灵魂等深层议题，最终滑向纯粹物质主义，丧失精神价值追求。
第三，混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边界。启蒙思想家试图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统一道德、宗教领域，将具备自由意志、精神需求的人等同于无生命自然客体，割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然而，事实上科学仅能客观描述自然规律，无法提供善恶、正邪、生命意义等价值标准，工具理性无法替代价值理性完成道德建构。
第四，催生激进乌托邦主义与历史目的论误区。启蒙理性认为历史存在单一终极发展目标，追求道德目标是一种道德律，为实现所谓全人类自由，可颠覆全部现有秩序。这种线性进步观直接诱发激进革命，成为20世纪世界大战等灾难的思想源头。
西方文明困境的根源与表现
启蒙运动将人定义为理性主体，此后“理性”内涵持续窄化，工具理性逐渐吞噬价值理性，构成现代西方文明困境的关键根源。西方文明本包含人性善恶的双重维度，但狭义工具理性不断放大人性逐利、扩张、自私的“恶”，压抑共情、道义、共同体关怀等精神维度的“善”。
在个体、企业、国家三层维度，工具理性演化出极端利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个体层面，理性被等同于追逐私人利益，依托“看不见的手”理论消解公共道德约束；在企业层面，利润最大化成为唯一目标，劳工权益、生态保护、社会责任沦为次要考量；在国家层面，“国家利益至上”合理化一切霸权、掠夺、对抗行为，道义、公平、和平被搁置。进入数智时代，这一矛盾进一步放大，技术繁荣背后的人文价值更是严重缺位。
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重构西方经济、社会、治理结构，而今天科技右翼加速主义更进一步，直接以技术发展重塑政治与社会秩序。该思潮依托保守宗教底色，试图依靠技术突破摆脱民主制度约束，最终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支配者的新型秩序。按照加速主义设想，人工智能将解放人类全部体力与脑力劳动。但这种解放以人的主体性丧失为代价：人类无需独立思考、自主创造，完全依附算法与机器生存。这意味着人再次被置于客体地位，成为“养民”。在这个“新世界”，人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
更严峻的是，长期依附资本与技术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已严重缺乏提出、回应此类根本性问题的能力，文明价值反思缺位。经济学常把人的尊严化约为偏好、人力资本与增长曲线，社会学与传播学又围绕平台指标、算法分发和微观测量重组问题，使公平正义、良善生活和文明发展方向被挤到边缘位置，凡此种种正是价值理性衰落的直观体现。
多样文明转型：
与现代性的适配困境
伊斯兰文明：
世俗化进程的阻滞
伊斯兰文明在面对现代性时，走上了一条与西方迥异的道路。理性主义带来西方宗教世俗化，催生物质主义，造就现代西方世界，而穆斯林文明则完全相反，宗教不仅未被祛魅，反而构成社会运转的轴心。当西方宗教越来越世俗化为一种文化生活的时候，宗教却已成为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知识界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中国学界在19～20世纪便接受了“世俗化的人的理性”思想；印度学界只有少数学者在19世纪接受启蒙思想；而在伊斯兰世界，18～19世纪主流学界一直持反对态度，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有一些学者支持这种世俗化思维方式，且从未成为中坚力量。
这种差异的文明根源在于：对一般的伊斯兰国家而言，其无法抗拒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不得不从西方舶来很多新理念，但是诸如民主、自由、权利等所谓西方现代理念，仍然必须从属于整体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价值框架。伊斯兰文明无法适应由物质变化带来的世俗主义，并导向了极端的宗教化，或者说宗教原教旨主义。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和根本上，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现代化就存在审慎拒斥和内在抵触。
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强势挑战，穆斯林精英曾提出两种主要方案。其一是西方化的世俗主义，以凯末尔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为代表，主张国家管控宗教、剥离宗教与公共治理，在土耳其、埃及等国落地实践；其二是伊斯兰主义，主张以伊斯兰信仰统摄公共生活，分化为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两大分支，前者侧重改革教义、兼容现代科技与制度；后者侧重回归原初教法、以沙里亚规范政治法律，广泛影响中东多国发展进程。
土耳其模式一度被视为世俗主义与民主结合的可能路径，但即便在土耳其，民主化之后也需要现代主义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去化解民众的宗教激情，需要军方等世俗力量平衡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宗教化倾向。这说明，世俗主义是土耳其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但这一前提在伊斯兰文明中并不具有普遍性。
其结果，是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上，更具体的说，是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上举步维艰。宗教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基于主权国家的现代政治体系之间存在深刻张力；宗教内部的派系纷争、宗教法律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使这些国家难以形成稳定的现代政治秩序。面对西方的强势冲击，部分力量选择回归宗教原教旨主义，以此作为抵抗世俗化、维护文化认同的堡垒，这使得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冲突不断。
伊玛目广场位于伊斯法罕市中心，意思是世界格局广场（图源：Getty Images）
印度文明：
多神教传统下的结构性制约
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一神教”不同，印度文明建立在多神教基础之上，宗教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印度文明的显著特色就是其宗教性。印度教一般被视为多神教，这与其拥有数不清的神灵有关，对印度而言，只要印度教的至尊地位不受挑战，外来文明的加入并无不妥。多神教的基础使印度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外来民族的入侵给印度文明带来新的成分，并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使之不断更新。但印度文明对外来文明往往只“容纳”而不“消化”，各种异质的文化元素并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却始终未能熔铸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
这种“来者不拒”的特质使印度文明呈现鲜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但可能也正因如此，导致其难以形成类似西方那样高度集中的现代国家政权，也没有走向伊斯兰世界那样政教合一的集权体制。直到今天，印度政体依然高度分散，如果不说其高度封建的话。印度的国家制度形式是现代的，具备议会民主、成文宪法、独立司法，但社会的底层结构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前现代的，种姓制度、宗教教派、部族势力、地方传统等，依然在深刻塑造着印度的社会运行与政治实践。
近代以来，印度文明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其中之一是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这一历史进程始于19世纪中叶。然而，种姓制度、多神教传统与民主政体之间的适配仍面临巨大挑战。经验地看，印度的现代化将在很长时期内表现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之间的复杂博弈与混合共存。
综合伊斯兰、印度两大文明的现代转型历程可见，非西方文明在拥抱现代性时，其自身的文明基因既是资源，也是约束；西式现代化不具备全球普适性，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注定会遇到水土不服的困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也不等于对传统结构的简单保留。每个文明都需要在现代性的普遍诉求与自身文明的特殊禀赋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人类亟须跳出单一现代性框架，寻找适配不同文明本体的多样现代化道路。
相互契合的中华文明
与中国式现代化
从文明内核寻找
实现高度契合的答案
在现存诸大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世俗文明，也是唯一一个绵延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在过去的数千年间，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但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生生不息。
近代早期，因为被西方列强打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许多国人曾对中华文明本身产生过怀疑，对中华文明能否存续下去产生过怀疑，甚至出现过全盘西化的冲动。不同时期，国人也做过西化的努力和实践，但在一一失败后，终又重新回归中华文明的本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快速的现代化，用数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一百五十多年的现代化历程；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内涵越来越丰富，韧性越来越强。这与其他几大文明的演进构成了鲜明对比。
那么，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实现高度契合？
回答这一问题，归根到底需要回到中华文明的文明内核。那中华文明的文明内核是什么？这就必须在精神领域寻找和确立，并在与其他主要文明的比较中辨同异、定边界，进而探微究理。
第一，世俗主义。中华文明不是宗教文明，而是世俗文明。世俗文明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信仰，而是如孔子所言“敬鬼神而远之”。中华文明承认“形而上”的存在，但不容许“形而上”的存在影响“形而下”的事实事务。由此，中国避免了政教长期二元对立，社会治理可依据人事、制度与经验展开，也为现代国家理性化提供了文明根基。
第二，人本主义。西方多经历“由神到人”的转折，以摆脱神权为人本，即为人文主义。中国则以人本身为本体，人的主体性具有不言自明的“形而上”地位，此为人本主义。在中华文明中，人不被认为是神的附属，或是被计算、被管理的完全理性工具，相反，人本身即构成制度安排的主要目的。
第三，社会自然法。西方宗教文明先是假设上帝的存在，再假设自然法的存在。中国则是人文现实主义，主张“社会自然法”，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深度嵌入家庭、国家、社会等关系网络。因而秩序的正当性，不完全来自先验权利，而是更多来自人伦实际、社会需要与可经制度调节的常道。
第四，实质平等主义。西方文明假定人的平等性，即在“上帝”或者“自然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人的权利是天生的，无需争取。西方文明因此是形式平等主义。中华文明一方面承认现实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争取实质性的平等。近代以来，形式平等主义导致“福利病”和社会惰性，而实质性平等主义则更导向勤学、苦干、向上流动，也为共同富裕提供文明依据。
第五，实用主义和实事求是。《易经》言变易，中华文明不把任何教条绝对化，而主张因时、因势、因事而制礼作规。“变”是常态，“实事求是”是方法：既不拒斥外来经验，也不盲从抽象模型，而以实践成效检验制度与政策。这一取向使现代化在吸收西方科技、市场与法治成果时，仍能保持本土适配性。
第六，更为重要的是，文明主体主义。在坚守文明本体的同时，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生生不息。文明主体主义不是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文明优越论，而是一切从自身文明实际出发的自觉立场。正是这种主体性立场，使中国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能够避免许多非西方社会所经历的文明断裂与认同危机，并将外来经验纳入自身文明框架加以消化，最终走出一条既符合现代化规律、又深植本土实际的自主现代化道路。
中华文明的文明内核有如“第一性原理”，以近乎“看不见的手”的方式，引导和呵护中国式现代化，从根脉和深层结构上支撑、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而成功的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强化中华文明的文明内核，使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转化为当代制度逻辑。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作出符合中华文明的叙事，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
对世界文明困境与
现代化认同危机的回应
尽管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但鉴于当代全球性现代化危机，如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便显得至关重要。对中华文明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直接影响其未来进程，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中华文明叙事的走向；对世界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也为各个身处困境的文明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向。
当今世界危机形式多样，但最为核心的无疑是西方式现代化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范围内对“何谓现代性”的认同危机。不可否认，西方式现代化塑造了近代以来的世界，而非西方世界也曾普遍认同这一现代化模式。现行国际秩序正是建立在西方式现代化所造就的硬实力，以及非西方世界对其软实力的认可之上。然而今天，这两个支柱都在动摇：不仅西方式现代化本身遭遇了近代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而且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因自身发展受挫，越来越质疑乃至不再认同和接受这一模式。现代性危机随之凸显，并成为各类文明转型困境的关键症结。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必须置于这一国际大背景之下。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从时间序列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家族”中的后来者，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现代化家族”中的一个“新范式”。之所以是“新范式”，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总结了此前西方现代化及其各种变种的惨痛教训，而且结合中华文明特有的发展理念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替代，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世界性的文明意涵：
对西方现代化的修正与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修正与超越，集中体现于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概括，具有世界性的文明意涵。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首先，人是现代化的主体，脱离人的需求，现代化既无从谈起，也失去意义。其次，人口规模越大，现代化的难度越大。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约十亿，而中国现代化覆盖十四亿多人口，其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再次，十四亿多人的现代化并非“群龙无首”的自发进程，而是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事业，其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对西方“富而不公”现代化的修正。美国堪称现代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同时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富而不公”既背离人类公平价值，也难以支撑可持续发展。北欧国家通过福利制度较好地处理了发展与公平的关系，但中国既不能重蹈美国覆辙，也难以简单复制北欧模式，而必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共同富裕道路。
其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是对西方物质与精神失衡的修正。西方式物质文明为世人所向往，其精神危机亦为世人所警惕。亚洲一些经济体曾倡导“亚洲价值观”，试图在追求物质现代化的同时避免西方精神危机。作为儒家文明的发源地，中国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其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对西方“先破坏后治理”现代化道路的修正。环保运动最早兴起于西方，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西方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环境代价。今天，中国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重走西方老路：环境破坏型发展难以为继；“先破坏后治理”不符合“天人合一”的文明理念；中国已成为全球环保事业的积极参与者。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环境保护与现代化并非对立，而是可以协同实现的目标。
其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式现代化的修正与超越。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对亚非拉国家的殖民与掠夺，给非西方世界造成深重灾难，近代中国正是这一进程的受害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走殖民掠夺、对外扩张的老路，依靠自身发展与互利合作谋求进步，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取得了显著成功。
需要强调的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并非基于西方理性所建构的“乌托邦”，而是源于中国自身现代化成功经验的理性选择。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目标已经全面实现，而是说明中国已在相关领域积累了充分经验，并有能力在此基础上不断趋近这些目标。
“开源”：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叙事的新角度
中国式现代化兼具“中国式”的特殊性与“现代化”的普遍性，二者的统一如何可能？不妨引入“开源”概念来重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
“开源”源于软件开发，指设计公开、允许任何人修改和共享的生产模式。其核心是自由的信息交换、快速的迭代协作与持续的集体改进。正因任何人都能贡献新想法，技术才能获得有机而可持续的发展。
用“开源”视角审视现代化进程，既可解释西方从成功走向困境，也可解释中国从困局走向成功。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在于其开放性：各国相互学习、彼此修改，从英国到西欧再到北美，从未有过完全相同的模式。然而，当西方将现代化向非西方世界扩散时，“开源”却变成了“闭源”——西方将自身现代化的特殊实践抽象为绝对化、意识形态化的普世范式，否定模式的可调整、可迭代属性。这种固化、排他的输出模式，实际上脱离非西方国家的文明特质、文化传统与基本国情，必然引发水土不服的适配危机，这也是全球现代化转型困境的重要根源。
过去几周，中国两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智谱AI和月之暗面发布了性能足以媲美美国实验室产品的新模型（图源：Getty Images）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的成功，可从三个层面把握：主体性层面，以“中国”为主体，不是让现代化凌驾于中国之上，而是使普遍性通过中国这一特殊性得以实现；思想层面，把现代化视为可学习、可修改的经验，而非一套系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实践层面，借鉴他国经验但不照抄照搬，并且善于调适以契合本国国情。
中国式现代化在开放条件下生成，也将在开放条件下向世界拓展，其世界意义正在于“开源”性质。这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拥抱世界，但走自己的路；二是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同时，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凝固的意识形态，而是基于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经验选择。中国希望其他国家也能找到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将中国经验修改为“X国式现代化”。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是什么？在抽象意义上，这个“源”既可共享，又能依据各国实际情况加以修正。其指向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层面：人的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是终极目标。首先，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人，一切物质积累与制度建构最终都要服务于人。没有人，现代化的意义无从谈起。其次，人的现代化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的主体性充分确立，并且不仅是个体本位的单纯解放，更强调共同体之中人的价值实现。再次，现代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追求并指向人的事业。发展道路的选择、制度的创设，都要以人的福祉与成长作为根本标尺。
物质现代化是基础，没有物质现代化，共同富裕便无从谈起——“富裕”本身首先就是物质层面的概念；没有物质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将无所依托，再好的制度设计、自然环境、精神文化对人也不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对物质现代化的追求一旦失去价值约束，也可能导向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歧途。在世界范围内，物质现代化是最易达成共识的层面，其核心是科技进步，有着相对客观的标准。近代以来，各国在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目标并无根本分歧。
制度现代化则是三者中最关键也最具争议的中介层面。其上承物质进步，下启人的发展，既具有可度量性，又涉及价值判断，因而成为现代化论争的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制度要素日益被置于现代化的核心位置。
如果把制度视为独立变量，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能否有效推进物质现代化，能否切实促进人的现代化，以及能否协调二者实现均衡发展。前两者较易理解，第三者最为重要却常被忽视——如果物质现代化实现了而人的现代化滞后，则发展成果未能惠及主体，现代化便失去根本意义；如果人的需求超前而物质条件远未跟上，社会整体也将陷入失衡。因此，制度的根本意义在于构建物质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协调共进的机制，使发展既扎根于现实生产力水平，又始终朝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终极指向。
结语
今天，中国人民已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意识，并以此自觉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在不断重塑中华文明，使其获得新的时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高度契合、彼此支撑、相互强化——这正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是中国的，也是原创的。“中国的”标识知识体系的根基与立场，“原创的”彰显知识体系的贡献与超越。二者既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归宿。
本文作者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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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王炳云
审核｜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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