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22日，山东台儿庄外围，卢汉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60军刚刚抵达预定地域，便被推入日军炮火之中。部队原本奉命赶往徐州集结，尚未完成侦察和布防，前方局势骤变，战斗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缓冲时间。
这支部队来自云南。全面抗战爆发后，云南省政府决定把地方武装整编为正规军，开赴抗日前线。第60军下辖第182师、第183师和第184师，官兵多来自滇军，长期在复杂环境中作战，具有一定战斗经验，但在武器、火炮和空中支援方面，无法与日军相比。
更棘手的是，他们对即将面对的战场缺乏准确情报。行军途中，部队得到的任务多次调整，有时被告知担任后方集结，有时又突然改为增援前线。等到第60军进入徐州附近时，日军攻势已经形成，友军阵地也出现了变化。
命令来得很急。
部下询问：“是否先侦察地形，再安排防御？”
卢汉只能回答：“来不及了，先把阵地稳住。”
这不是指挥官不懂作战，而是战场已经逼到了眼前。第60军许多单位尚未挖好工事，便要在村庄、田野和交通要点上迎击日军。平坦地形缺少遮蔽物，日军的炮兵和装甲车辆很容易发挥威力，守军却难以隐蔽机动。
第183师最早承受重压。陈瓦房一带，潘朔端所部遭遇日军主力，前方的尹国华营长率部固守，战斗很快变成近距离搏杀。这个营伤亡极重，许多官兵倒在阵地上，但也争取到了增援时间。
潘朔端带队赶到时，部队已经被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团附黄云龙阵亡，潘朔端本人负伤。对一支刚刚进入陌生战场的部队来说，这样的损失不仅意味着兵力减少，更意味着基层军官和老兵骨干大量消耗。
第183师旅长陈钟书的牺牲，更让战局显得惨烈。邢家楼、五圣堂一线遭到日军突击时，部队缺乏完整工事，陈钟书亲赴前沿组织抵抗，最终重伤不治。一个旅级指挥员倒在最前线，足以说明当时战斗的紧迫程度。
关于第60军初战失利的原因，战后曾出现不同看法。有人认为部队没有及时构筑纵深防御，面对日军火力时过于依赖正面硬顶；也有人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情报失真和部署仓促，部队到达后连敌我态势都没有完全摸清，便被迫承担主攻方向的压力。
两种说法并不完全矛盾。战术上的不足确实存在，但这些不足与指挥体系混乱、战场信息滞后密切相关。没有工事，没有足够时间，也没有稳定的侧翼支援，再勇敢的士兵都只能用血肉去填补缺口。
第182师同样损失惨重。日军炮火持续覆盖阵地，部队通信屡遭破坏，基层军官只能依靠传令兵往返联络。团长龙云阶阵亡，杨炳麟负重伤，许多连排长在战斗最激烈时相继倒下。命令传不到，伤员运不出，弹药补充也困难，部队作战能力迅速下降。
4月22日至月底，战斗连续进行。根据第60军军部电报和后来整理的战报，不同统计时段、统计对象并不完全一致，但第182师、第183师的伤亡都极为严重。部分单位打到只剩下数百人，原有建制名存实亡，只能依靠临时合编维持战斗。
“损失一万三千人”这个数字，通常指初战十天左右的阶段性伤亡，并非第60军全部战役损失的最终总数。后来的统计还包括失踪、负伤以及继续作战期间的损耗，口径不同，数字便会出现差异。把所有数字简单相加，容易造成误解，但无论采用哪一种统计，惨烈程度都毋庸置疑。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60军的阵亡人数明显偏高。正常战斗中，负伤者往往多于阵亡者；而在这次作战里，不少部队遭到炮火覆盖后，连同阵地一起被摧毁，伤员无法及时转移，部分人员甚至失去下落。这样的伤亡结构，反映出火力差距和救护条件的严重不足。
日军的优势不只在枪炮。其炮兵、步兵和装甲部队能够较快协同，先以炮火压制，再由步兵突击，随后利用机动兵力撕开缺口。第60军过去积累的作战经验，更多来自国内战场，面对这种体系化火力时，确实付出了沉重代价。
但第60军并没有因初战受挫而立即崩溃。许多阵地反复争夺，白天失守，夜间又组织反击。部队缺员严重，仍能维持防线，靠的不是装备，而是基层官兵对命令的执行和相互掩护。云南官兵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的坚韧，也因此受到第五战区方面重视。
战斗继续发展后，第60军逐渐熟悉了日军的打法，开始利用地形、村落和夜暗条件，减少在开阔地带与对方硬拼。到了禹王山等后续战斗，部队虽已伤痕累累，却比初战时更加沉着，防御组织和反击配合都有明显改进。
遗憾的是，经验往往要用生命换来。第60军初到徐州外围时，如果能够获得更准确的情报，提前完成侦察和工事构筑，部分伤亡或许可以避免。但在1938年春天的战场上，许多部队都在仓促调动中承担了超出准备程度的任务。
第60军的初战之惨，不只是一个伤亡数字。它呈现出当时中国军队在装备、通信、指挥和战场协同上的多重困难，也记录了滇军官兵在极端不利条件下守住阵地的事实。那份十天左右形成的伤亡统计，至今仍是台儿庄外围战斗中最沉重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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