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兼备国民党内威望极高，邓演达为何成了蒋介石必须除掉的人|邓演达|陈诚

1931年8月18日，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只写下一句话：“邓演达昨在上海被捕，天网恢恢，终难幸免也。”这是现有档案中关于邓演达被捕最早留下的记录。
1931年11月29日傍晚，一辆囚车在两辆军车的监护下，驶出南京城东，往汤山方向开去。车队经过卫岗，过白水桥，出麒麟门，来到了紫金山麓的沙子岗。王世和从副驾驶座上跳下来。他是黄埔一期生，那时担任蒋介石卫队长。

王世和走到囚车后门，拉开车门。邓演达从车上走下来。此时他三十六岁，穿着一件灰布棉袍，没有戴镣铐。王世和没有向他宣读什么文件。邓演达走出车门几步，枪声就响了，他倒在了沙子岗。
在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法体系里，军法司隶属于军政部。政治案件可以不经过公开审判，直接由军事当局处置。邓演达的死讯被封锁了整整三个星期。他的兄长邓演存不知道弟弟已死，仍以为他被关押在南京城里某处。
邓演达被处决的消息传开之后，宋庆龄从上海赶到南京，当面质问蒋介石。她返回上海后，在1931年12月19日的《申报》上发表了时局宣言。宣言中说：“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她在宣言中还写道：“亡其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
要把邓演达与蒋介石之间的事说清楚，得从1924年的广州黄埔岛讲起。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同时任命了七位筹备委员，邓演达排在第一位。其余六位分别是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
此时黄埔岛上的旧广东陆军小学堂和海军学校旧址已经荒废多年。校舍破败，杂草长到了膝盖以上。邓演达住在岛上，带着工兵队一间一间修葺房屋。
筹备到一半，因为滇桂军把持着广东税收财政，对军校经费拨款多有刁难，蒋介石一气之下离开广州，回了浙江奉化老家。
孙中山随后派邓演达去奉化劝蒋回来。1924年2月，邓演达从广州出发，转上海，再往浙江。他见到蒋介石，把孙中山的口信如实带到。孙中山答应，只要蒋回校，就委以校长职务。蒋介石这才答应回广州。
3月，蒋介石回到广州。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开学之后，孙中山拟委任邓演达担任教练部主任，但邓演达推辞了。他推荐李济深担任正职，自己为副职，兼任学生总队队长，后来升任教育长。

邓演达在黄埔岛上做的事，就是训兵、讲课、带操。黄埔一期那些青年军官，后来很多人跟着他走，基础就是在这时候打下的。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宣传鼓动、民众动员。这个机构来源于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体系。
邓演达主持总政治部期间，郭沫若等人都在部里工作。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战斗打得很激烈。第四军一路攻平江，克汀泗桥，破贺胜桥。
汀泗桥和贺胜桥这两仗，吴佩孚亲自指挥主力布防。北伐军把吴佩孚的防线打穿了。“铁军”这个称号就是在这时叫响的。武昌城下的仗，是整个北伐中牺牲最大的一次。叶挺独立团牺牲官兵一百九十一人。邓演达在围攻武昌期间担任攻城军司令。他一天在汉口、一天在武昌，与攻城军司令部统筹破敌之策。
在攻克武昌之后，黄埔军校那些学生兵对邓演达的忠诚变得更加牢固。这在后来几年里，成了蒋介石最忌惮的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邓演达公开谴责蒋介石的行为。南京方面随即把邓演达列名通缉。到了6月30日，邓演达写下《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这封告别信。他在信中写道，他“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立刻回来工作”，“革命是我们的职业”。
这封信写完后，他就先到苏联，再去欧洲。邓演达和蒋介石之间的问分歧，不在于私人恩怨。原因就在孙中山那三条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还算不算数。

邓演达的态度很清楚：这三条是孙中山亲定的，不能改，改了就不是国民革命。蒋介石走的路，他不同意。汪精卫在武汉做的那些事，他也不同意。1927年的中国，宁汉分裂，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十分混乱。南京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武汉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两边都自称正统。邓演达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两边都不站。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一份宣言。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莫斯科宣言》。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宣言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提出要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领导革命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宣言同时否定了南京和武汉两个中央。这就等于自断归路，不管是蒋介石那边还是汪精卫那边，他都回不去了。莫斯科那几年，流亡欧洲的中国政治人物来来往往。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左派的态度也在变化。邓演达在欧洲待了将近三年，考察了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革命到底该怎么搞。
1930年5月，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党。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与会代表来自十多个省区，共三十多人。会议选举了中央干事会，邓演达任总干事。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就是中国农工党的前身。
临委会成立后，邓演达着手建立军事武装。1930年11月，黄埔革命同学会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桃源村8号成立。余洒度任会长，周士第、陈烈、杜从戎等十一人为委员。黄埔革命同学会在全国十八个省市建立分会或支部，联系黄埔毕业生数千人。

当年在黄埔岛上，邓演达当过学生总队队长，当过教育长。那些黄埔生是他的学生。现在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人，跟着邓演达走了。
当时上海租界对政治有特殊的活动空间。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虽然有引渡惯例，但执行起来程序复杂。只要这人在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就不容易直接抓到。邓演达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上海法租界内活动了将近一年。
1931年8月17日下午，因叛徒陈敬斋出卖，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讲课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会同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蒋介石当天就从南京打电话给上海，要求把邓演达引渡出租界，交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再解送南京。
8月18日上午，邓演达等十五人作为被告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院刑事庭以“危害民国”为案由，在第一法庭进行公开审理。
邓演达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西前线，陈诚听到后从江西前线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当年陈诚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南下广东参加革命，投奔的正是邓演达，陈诚跟随邓演达进入黄埔军校，是他“一生的新起点”。
蒋介石回电表示“准从宽大处理”。陈诚在家书中写道，他“深信总座之伟大，决不我欺”。随后他又于12月19日、20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继先总理之宽大”，不要处死邓演达。他在电报中表白，自己这事“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

可电报发出去的时候，邓演达已经不在了。三个月的等待，没有换来妥协。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面临宁粤对峙和下野压力。处决邓演达的政治时机，就选在这样一个微妙的节点上。
邓演达被杀的消息封锁了三个星期才逐渐传开。反应最激烈的是宋庆龄。她从上海赶赴南京，当面质问蒋介石。而最受蒋介石信重的嫡系将领陈诚，也为邓演达与蒋发生了争执。陈诚得知邓演达被处决后，致电蒋介石称“人亡国危，痛澈肺肝”，并表示“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陈诚要求蒋改任朱培德主持江西军事，自己则请辞。蒋介石在复电中劝陈诚“勤奋自持，公忠体国，勿念私也”。
此后，陈诚对于辞职一事虽未再提，但对邓演达的死仍不能释怀。他在家书中写道：“现在卖国自荣和弃职辱国者，均逍遥自在，独择生兄抱憾以死，为革命而死，死何足惜。”
民国时期的报刊新闻检查很严格。邓演达被杀的消息很长时间只能在租界报纸上看到零星报道。1953年春，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季方提议，在紫金山南麓选择墓址，迁葬邓演达。最后决定以灵谷寺东侧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第二公墓作为邓演达墓的墓址。
1957年11月29日，是邓演达烈士殉难二十六周年纪念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及江苏省各界人士为烈士举行了安葬公祭典礼。原安葬处改称“邓演达烈士殉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