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我从河北省安平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二年级时，商鸿逵先生给我班讲授《中国历史文选》,从此我成为商先生的受业弟子。1970年初，我留校当一名教师，后来被分配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又与商先生一起工作几年。1979年底我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分校任教。从1980年9月至1981年7月，我被安排到北大历史系进修中国古代史，侧重于学习元、明、清史，与许大龄先生、商先生的研究生王天有、李世愉等同志一起听课，每星期六下午还定时到商先生家进行座谈、讨论。直到商先生去世前，在近20年的时间内，我直接接受商先生的教诲，商先生的学问、人品、言传身教对我的成长发生了直接影响，他是我上大学之后遇到的一位难忘的老师。

商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而又很有风趣的人，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商先生发现我一口河北口音，问我的老家在何处。我回答说：“河北省安平县。”商先生十分高兴地说：“那咱们还是老乡呢!我父亲就是河北省安平县角蚯镇人。”我说：“我们不仅同县，而且的确是‘同乡’,角近镇距离我村五华里，目前还是一个公社呢，叫南王庄公社。就是毛主席表扬的‘五亿农民的方向’,三户贫农办合作社的那个公社。”商先生说：“那越说越近了。你知道咱们县有什么名人吗?”我认真思考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商先生笑着说：“《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就是咱们老乡，博陵崔家嘛!”后来我去翻了翻县志，安平县在古代的确曾属于博陵郡，而博陵崔家在魏晋南北朝时确实是当时的门阀大族，直到今天，在安平县还有不少崔氏的后人，组成了若干个崔姓的村落。至于崔莺莺是否我们的老乡，虽然不见经传，但商先生这次谈话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说明：商先生熟悉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同时还是一位很有风趣、没有架子、平等待人的老先生。

我留校后被分配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时，商先生与其他老师一起热情地接待了我，尽力给我提供学习、备课的条件。记得1972年我结婚时，商先生还和其他老师一起给我“凑份子”,买了结婚礼物，当时那份大红纸的签名名单还珍藏在我家中，而那毛笔写的名单正是出于商先生的手笔。举行婚礼那天，商先生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诸位老先生都到我宿舍去祝贺，商先生见了我妻子之后，用古代礼节——作了一个揖。每当谈起这件事时，我妻子还深有感触，难忘老先生对青年人的关怀和爱护。

1974年底，我被推荐到北京军区洪城写作组帮助工作，但我感到我更适合回学校搞教学。1979年12月，我从部队回到北大分校历史系。当时我向分校领导提出：“要求搞教学”,分校领导同意了，并于1980年9月又安排我到北大历史系去进修一年。当时的系副主任吴代封老师希望我全面进修中国古代史，但也要侧重一个断代。究竟侧重哪一段呢?这不仅要看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而且还要看有哪位老先生愿意教我这个学生。当时许大龄先生和商先生向我伸出了信任与友谊的双手，允许我与他们的研究生、进修生一起听课，一起研究元、明、清史。我每周六下午到商先生家去参加研讨会时，商先生和商师母都是问寒问暖，热情相待，我深深体会到了老师的关怀与信任，在那一年里，我风雨无阻，每次骑车从八达处到北大听课、座谈，的确是收益匪浅!

当时商先生已是七十余岁高龄了，他除了培养研究生、进修教师和担负系里其他工作之外，还要抽时间挤时间写论文，并准备写一部学术专著。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在北大南墙外遇上了商先生，商先生见我带病来北大听课，鼓励我说：“做学问就要能吃苦，同时还要持之以恒。我已经老了，但每天总要抽出几个小时看书，或者写文章，日积月累也出了一些成果。你还很年轻，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前途无量。”

解放后的几次运动使商先生不能专心致志地研究明清史，但自从1976年之后，商先生虽然已达七十高龄，还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写作，在七八年之内先后写出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其中一个主题是论康熙。在商先生去世后出版的《明清史论著合集》中，一共收录了三十篇文章，与康熙有关的就有十四篇。假如不是突然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商先生那本有独到见解的《康熙传》早已问世。正是商先生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奋斗精神鼓舞了我，使我努力克服种种困难，补救了学术上一知半解的缺陷，不断有所进步。

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遇到了不少好老师，其中有循循善诱的启蒙者，有坚持“严师出高徒”的教育家，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少以身作则、平等待人的老师们。北大历史系的确是名师如林，正是在这里我受到了严格的“科班”教育和浓厚的学术气氛的熏陶，它对我的成长无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饮水不忘掘井人”,成才不忘老师恩。商鸿逵老师不仅是我一位直接从之受业的老师，还是一位对我十分关心爱护的老师。在商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反复回忆商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怀，以致夜不能寐，特作短文一篇以为纪念。

1993年12月

来源：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