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三十四岁，在长沙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和故事里的她做了十一年的朋友、五年的同事、一辈子的知己。她的名字我不想说全，就叫她阿蓉吧。今晨六点四十分，她在湘雅医院的病房里停止了呼吸，走的时候她妹妹和我在旁边，她妈妈在走廊上哭得站不起来。医生说最后一刻她其实已经很平静了，但我知道，她心里憋着的那件事，到最后也没有放下。
阿蓉是岳阳人，二〇一三年来长沙，我们是在一场提案比稿上认识的。那时候她还在另一家小公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抱着笔记本电脑冲进会议室，一开口就把甲方说得哑口无言。后来散场下大雨，我俩躲在写字楼门口等车，她跟我说她来长沙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念头：五年之内，做出一条全城人都记得住的广告。我当时觉得这姑娘真敢想，也真敢活。
她确实做到了。二〇一九年，她做的那条城市形象短片在橘子洲头取景，一夜之间转发过十万，公司楼下奶茶店的老板娘都会背里面的台词。庆功宴上她喝多了，趴在桌上跟我说，默默，你知道吗，我这条片子是给我爸看的。她爸是村里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广告，逢人就分析哪条拍得好哪条拍得笨。可惜她大二那年，父亲查出肝癌，撑了八个月就走了，没等到女儿做出第一条像样的作品。她说她一直觉得，自己每做一条片子，天上就有人替她打分。
她身上有种很罕见的劲儿，就是对“好看”这两个字近乎偏执。改稿改到凌晨三点是常态，一个字幕停留的秒数她能跟后期磨一整个下午。她常说，广告是写给陌生人的信，人家不欠你时间，你得把每个字都磨到值得人家停下来看。这句话我记到今天，后来我带新人，第一课讲的就是这个。
病是前年查出来的。她连着两三个月总觉得累，胃口差，一开始以为是加班熬的，买了些养胃的药对付。真正逼她去医院的是她妹妹，从岳阳跑过来，硬拖着她挂了号。拿到报告那天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平静得吓人，她说，默默，帮我个忙，今晚陪我去江边坐坐，别的先不问。我们在渔人码头坐到半夜，江风很大，她从头到尾没哭，只是说了一句：我才三十四，我剧本还没写完呢。
她说的剧本，是她藏了好几年的一个心愿。她一直想拍一部自己的片子，不是广告，是电影，讲她父亲那一代人的故事——一个岳阳小县城的电视修理匠，一辈子守着别人的悲欢，自己最大的梦想是去一趟北京看升旗。剧本她断断续续写了七年，硬盘里的文件名从“剧本v1”排到“剧本v31”，每一版都改得密密麻麻。查出生病之前，她刚跟一个投资人聊到第二轮，对方说故事是好故事，但太小了，没有商业价值，建议她加点狗血的爱情线。她回来跟我吃饭，筷子戳着碗里的饭说，我宁可这片子拍不成，也不把他写成另一个人。
确诊之后的生活，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她过得比很多健康人还忙。化疗的间隙，她把剧本改到了v38。她说躺在病床上反而是她这几年效率最高的时候，没有甲方电话，没有比稿，没有无休止的会，只有她和那个修理匠。有一回我去医院送汤，看见她戴着毛线帽，脸色蜡黄，笔记本电脑架在被子上，屏幕上是一场戏：修理匠修好了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画面亮起来的那一刻，正直播着天安门升旗，他站起来，在自家逼仄的堂屋里，跟着国歌站得笔直。她回头看见我，眼睛亮得吓人，说，默默你看，这场戏成了。
但遗憾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努力就绕道走。去年冬天，她的病情开始不受控制地往坏处走。医生私下跟她妹妹说，要有心理准备。她自己其实比谁都清楚，她学医的表姐早把实情告诉过她。那年十二月，她做了一个决定，把剧本发给了那个曾经拒绝她的投资人，附了一封长信，说可以接受任何修改意见。投资人这次回复得很快，说被她在病中依然坚持完成剧本的事打动了，愿意出一部分钱，但流程要走，最快也要明年年中开机。她拿着手机给我看那条微信，笑了一下，那个笑我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你看，我早服个软，兴许片子都拍一半了。
后来的几个月，她是在跟时间赛跑。她把每一场戏的分镜都画了出来，她不会画画，画的人全都是火柴棍，但她把机位、光线、演员走位标注得清清楚楚。她甚至选好了男主角，一个在话剧团沉了十年的岳阳籍演员，特意跑去人家的剧场看了三场演出，回来跟我说，就是他，他往台上一站，我爸就活了。她做了二十七页的拍摄计划，精确到每一天。她妹妹后来跟我说，她最后那段时间，夜里疼得睡不着，就让妹妹把计划表念给她听，念着念着就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笔。
今年三月，公司组织了捐款，几个老同事凑了一笔钱想帮她。她死活不肯收，最后拗不过，提了一个条件：这钱算她借的，等片子上了，票房分红优先还。我们都说好。她妈妈从岳阳过来陪床，老太太不太会说话，每天就是变着花样炖汤，鸡汤、鱼汤、藕汤，病房里永远有一股家的味道。有一回我去，正碰上她给母亲交代后事——她当着我的面，一点不避讳，说社保的余额、公积金怎么取、硬盘里哪个文件夹是剧本哪个是素材，一条一条说得很细。说到一半她妈妈躲出去哭了，她隔着门喊：妈，你别哭，我还没说完呢，说完这一遍，后头就不用再说了。
上个月，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有一天深夜她突然给我发消息，就一句话：默默，我可能等不到了。我赶到医院，她靠在床头，人瘦得脱了形，但脑子清楚得很。她说她这一生没什么后悔的，唯一放不下的就是那个剧本。她说她已经想好了，如果真到那一天，剧本交给我，我帮她盯完这件事，她不求片子拍得多好，只求一件事：不要改修理匠这个人，一分都不要改。她说，他是我爸，也是我，一个人一辈子笨笨地守着一件小事，守到最后，那件小事就是他的命。我答应了。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块移动硬盘，硬盘外面用胶带缠了一圈，上面写着“v38终稿，勿动结构”。她说完这句话，长长出了一口气，像卸下了什么很重的东西。
之后的日子，她其实已经很少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了。但她妹妹说，她每天都问同一句话：今天几号了。妹妹不明白，我明白——她在数，数离开机还有多少天。五月，投资方的合同拟好了，开机日期定在十月。她妹妹拿着手机把合同一条一条念给她听，念到开机日期的时候，她的眼睛动了动，嘴唇翕动了很久，妹妹凑近了才听清，她说的是：来得及吗？没有人回答她。病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的滴答声。
昨夜十一点，医院打来电话，说人不太好。我和她妹妹赶到的时候，她已经陷入了半昏迷，血氧在掉。凌晨四点多，她忽然清醒了一小会儿，所有人都围上去。她看看妈妈，看看妹妹，最后看着我，抬了抬手，指了指床头柜上的硬盘。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凉得像秋天的江水，我俯在她耳边说：阿蓉，你放心，一个字都不会改，我把它拍完，拍到放映那天，第一排正中间给你留个座。她的嘴角动了一下，我不确定那算不算一个笑，但她的手在我掌心里轻轻捏了一下，然后慢慢松开了。
今晨六点四十分，她走了。护士进来做最后处置的时候，晨光正好从东边的窗户斜照进来，落在床头柜那块缠着胶带的硬盘上。我站在走廊给她妈妈说节哀，老太太拉着我，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女儿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我说不出口任何安慰的话。三十六岁，剧本改了三十八稿，等了七年的开机日期在两个月之后，这一趟，她确实是带着遗憾走的，谁也没本事把这话说圆。
今天上午，我坐在她病房楼下的小花园里，把“剧本v38”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读完我发现一件事：这个剧本讲的是遗憾，写它的人带着遗憾走了，可剧本的结尾，修理匠还是去成了北京。年过六十的他，揣着一辈子攒下的钱，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站在广场上看了升旗，然后心满意足地回了岳阳，回去接着修他的电视。阿蓉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小字，笔迹很轻：片尾字幕要用我爸最爱那首歌，跑调也要用，他自己唱的那版录音在素材库003文件夹。
我把硬盘揣进了包里。下午，我给那个投资方打了电话，说了她的事，问开机还作不作数。对方沉默了很久，说，作数，合同继续履行，她的名字会写在编剧栏第一个。挂了电话，我在楼下的粉店吃了一碗粉，是她常带我去的那家，加酸豆角加码子。老板娘认出我，问怎么好久没跟那个爱笑的姑娘一起来了。我扒了一口粉，说，她有事，走不开。老板娘哦了一声，转身下粉去了。
十月开机那天，我会带着她的照片去现场。场记板上她的名字，第一场第一镜第一条，打板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我想她应该能听见。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想留下一点比自己活得久的东西，有人留房子，有人留孩子，阿蓉留了一个修理匠。她没能亲眼看到那个修理匠站在广场上，但只要片子拍出来，放映机一开，从今往后，每一个看到那个结尾的人，都替她去看了一眼升旗。这大概就是我们对遗憾唯一能做的事：接过来，扛着，往前走，把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愿她安息。遗憾留在人间的事，交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慢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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