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五年正月，皇太极做了一件事。他把满洲大臣家下的汉人奴仆拨出来，另编为一旗，让佟养性统领。这是汉军独立编旗的开始。在此之前，归降的汉人将领和士兵被分散编入满洲八旗，身份是家奴，不是旗人。皇太极把他们从奴籍中拿出来，给了他们一面旗。
这件事在当时的后金政权里并不算大。但它打开了一扇门。此后二十年，汉军从一旗扩为两旗、四旗，到崇德七年六月正式编成八旗，旗色和官制与满洲八旗完全相同。入关之后，陆续降附的汉人军队和三藩余部被不断编入，汉军佐领从崇德末年的不足一百六十个增至雍正末年的二百七十个。汉军八旗成了八旗制度中人数最多的一翼。
从龙与后附
但汉军八旗从成立第一天起，内部就有一条线。
乾隆七年的一道谕旨把这条线说得清清楚楚：八旗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者，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有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召募之炮手，过继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这段文字出自乾隆之口，但它描述的是一个自入关以来就存在的现实。汉军旗人的来路太杂，有在关外就跟着打天下的辽东汉人，有入关后归降的前明军队，有因罪被没入旗籍的，有三藩旧部被改编的，有从包衣抬入的。他们穿一样的旗装，领一样的粮饷，但在皇帝眼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
“从龙入关”的那批辽东汉人，地位最高。他们入旗最早，战功最著，与满洲贵族的关系也最深。尚可喜原为明广鹿岛副将，航海归清后隶汉军镶蓝旗，顺治元年随多尔衮入山海关，追李自成至望都，此后定湖南、平广东，封平南王。孔有德、耿仲明、祖大寿、洪承畴，都是这条线上的人。他们的子弟在雍正朝被列入“汉军勋旧三十三家”，皇帝专门下旨从这些家族中拣选子弟引见录用。这批人，朝廷认他们是“旧有功勋”。
定鼎之后投诚的，就没有这个待遇了。
生计与选择
顺治到雍正年间，八旗人口翻了几番。康熙末年，八旗男丁总数约七十万，其中汉军男丁二十四万，包衣汉人男丁二十四万，两项加起来占八旗男丁的将近七成。兵额是固定的，人口却在增长。一个旗人家庭，父辈有一份粮饷，到了子辈、孙辈，人越来越多，粮饷还是那一份。这就是“八旗生计”。
乾隆七年四月，皇帝颁了一道谕旨。他说，八旗汉军“户口日繁，生计未免窘迫”，又限于八旗的成例，“不能外出营生”，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他的解决办法是：除了“从龙人员子孙”不动之外，其余各项入旗人等，“有愿改归民籍与愿移居外省者，准其具呈本管官查奏”。
这道谕旨的语气很温和，说的是“愿”。皇帝反复声明，这不是逐他们出旗，“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但实际操作中，各地驻防的汉军很快发现，选择的空间比谕旨里说的要小得多。
乾隆十九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和福州将军新柱拟定了福州驻防汉军出旗的六条办法：汉军愿为民者，准入民籍；仍愿食粮者，分派绿营改补；汉军甲兵先尽马甲改补一千名；汉军原住房屋，无论官房自置，均留给满兵驻。这份方案里最核心的一条是第四条。房子是留给满兵的。汉军出旗之后，住的房子要腾出来。愿意改补绿营的，还有一条路；不愿意的，就只剩下“为民”一条。
福州不是孤例。京口驻防在乾隆二十八年决定将全体汉军旗人全部出旗，与福州一样，出旗者必须搬出驻防，另觅住处，朝廷给一笔搬迁费。广州、西安的情况类似。到乾隆五十五年，汉军佐领减少到二百六十六个，此后直到清末再未增加。
留下来的与走出去的
出旗的人去了哪里，档案里留了一些痕迹。有的改补绿营，继续当兵吃粮。有的入了民籍，在驻防附近或原籍置产谋生。还有一些人，出旗之后参与天理教起事，成了朝廷的对立面。从“袖手坐食”的旗人，到揭竿而起的教民，中间隔着的，就是那道谕旨。
留下来的人也不轻松。汉军佐领从二百七十个减到二百六十六个，人数少了，但驻防的差事没有少。福州水师旗营因为满兵员额不足，不得不保留一部分汉军兵弁。乾隆二十六年福州将军舍图肯上奏，说水师营的满兵一时补不齐，请暂留汉军兵额，等满洲闲散人等操练熟了再陆续改补。这道奏折在军机处议准了。也就是说，出旗的政策在执行中不得不打折扣，因为有些位置，满洲人一时填不上。
汉军男丁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1721年，汉军男丁二十四万。1812年，降到五万。1887年，只剩两万七千。不到两百年，一个庞大的群体，从八旗中人数最多的一翼，缩成了最小的一翼。
一条线的两头
雍正元年，汉军与汉人家奴壮丁共计四十四万余人，约占当时八旗人丁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二。嘉庆元年，这个比例降到百分之四十三。减掉的，就是那些没有“从龙”资历的人。
乾隆七年谕旨里有一句话，把这件事的逻辑说得很直白：“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阅世既久，自无庸再议更张。”其余各项人等，则可以“稍为变通”。从龙的和不从龙的，在这道谕旨里被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旧勋，动不得；一种是后附，可以“广其谋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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