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太难了！我可能会坚持不下去了！

​我47岁，药店营业员，干这行快20年了。

每晚睡不好，反复想：是不是该滚蛋了？

深夜药店

凌晨三点，我又醒了。

这是连续第七天。每天凌晨两三点准时睁眼，像脑子里装了个闹钟，时间一到就“叮”一声，把所有的睡意都收走。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听着老伴的呼噜声。他睡得很沉，像一头累了一天的牛，翻个身，咂咂嘴，继续打呼。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我已经连着七天没睡好觉了，不知道我枕头底下压着一张辞职报告，已经写好了，就差签名。

我47岁，在药店干了快二十年。如果从卫校毕业实习算起，我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的时间还要更长。我见过药店里最热闹的时候——十年前，每天门还没开，门口就排着队。大爷大妈拎着菜篮子来买降压药，年轻妈妈抱着孩子来买退烧贴，工地上的大叔来买创可贴和红花油。那时候药店少，一条街就一家，生意好做，工资虽然不高，但稳定，能养家。

现在不行了。

我躺在床上翻了个身，脑子里开始自动算账。这个月药店卖了多少钱，有多少是医保划卡的，有多少是自费的，有多少是网上比价之后跑到店里来看一眼就走的人。我不用看报表也能算出来——比上个月少了三成。隔壁那家连锁药店上个月关了，铺面空了半个月，现在改成了一家奶茶店。我们药店还撑着，但撑得越来越吃力。店长天天在群里发销售目标，每天差多少，每周差多少，每月差多少。数字像一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更让我睡不着的是人。

二十年前刚干这行的时候，来药店买药的人还会跟我说谢谢。我帮他们量个血压，他们会说“姑娘你真好”。现在呢？前两天来了个年轻人，拿着手机，对着货架上的感冒药扫了一下，然后当着我的面在网上下单，说：“网上便宜三块五，明天到货。”我站在柜台后面，脸上还得挂着笑，说“网上买也挺方便的”。他走了之后，我在柜台后面站了很久，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棉花。

还有那些拿着处方来买药的。以前处方是手写的，我认得每个医生的笔迹。现在是电子处方，手机上截个图过来，有的连医院公章都没有，你问他，他就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卖不卖吧。不卖？投诉你。卖了？查到了罚你。我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上个月被一个顾客骂了一顿。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来买阿莫西林。我说这是处方药，得有处方。他说我吃了十几年了，从来没要过处方。我说现在规定不一样了。他就火了，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一个卖药的，拽什么拽？你又不是医生！”

我站在那儿，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我确实不是医生。但我知道阿莫西林是抗生素，滥用会导致耐药性。我知道他这么吃下去，有一天真正需要的时候，这药就不管用了。我知道这些，但我不能说。因为在他眼里，我就是个卖药的。

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想动。老伴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转身去厨房给我热了碗汤。他不懂。没有人懂。一个药店营业员，在别人眼里就是个卖药的。你懂什么？你能懂什么？

我确实懂很多。

我懂高血压药不能随便停，懂糖尿病药要按时吃，懂抗生素不能和酒一起喝，懂哪些药伤肝哪些药伤肾，懂孕妇不能碰哪些药，懂小孩用药的剂量怎么算。我甚至能从一个人的脸色、精神状态、说话时的呼吸，大致判断出他可能有什么问题。这些知识是我二十年一天一天攒出来的，是无数次翻药典、记笔记、向老药师请教、被顾客骂完再偷偷哭完继续学，攒出来的。

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凌晨三点二十分。我闭上眼睛，试着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数到四十七只的时候，我想起我今年四十七岁。然后我就再也数不下去了。

四十七岁。我在这个岁数上卡住了。

往前看，退休还有八年。八年，两千九百多天。每一天都要站在柜台后面，赔着笑脸，卖药，算账，应付检查，完成销售指标。每一天都要告诉自己：再忍忍，快退休了。

往后看，我干了二十年，除了卖药什么也不会。真的不会。我不会用电脑做表格，不会在网上开店，不会直播带货，不会写文案。我只会看处方，认药名，跟病人说这个药一天吃几次，饭前还是饭后，有什么副作用。

如果我不干了，我能干什么？

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遍。答案永远是：不知道。

凌晨四点了。我听见窗外有鸟在叫，不知道是什么鸟，叫得很急，一声接一声的。天快亮了。我又是一夜没睡。

六点半，我起床了。

洗了脸，梳了头，穿上那件穿了多年的白大褂。白大褂领口有点发黄，袖口磨出了毛边。老伴说，换一件新的吧。我说不用，穿习惯了。其实是因为衣柜里那件新的我一直没舍得拆封。我想着，等哪天不干了，就把新大褂退回去，还能换几十块钱。

药店八点开门。我七点四十到，开门，开灯，开空调，把门口的牌子翻到“营业中”。然后站在柜台后面，等着今天的第一个顾客。

八点零三分，来了个老太太。

七十多岁，头发花白，弯着腰，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我认得她，她姓赵，住后面那条街，每隔半个月来一次，买降压药。她走进来，站在柜台前，把手里的塑料袋打开，里面是一个空药盒。

“闺女，还是这个。”她说。

我接过药盒看了一眼，苯磺酸氨氯地平片，5毫克，一天一片。我转身去货架上拿了两盒，放在柜台上。

“赵姨，最近血压怎么样？”

“还行，就是有时候头晕。”

我拿出血压计：“来，我给您量量。”

她坐下来，把胳膊伸出来。我帮她卷起袖子，绑上袖带，按下开关。血压计嗡嗡响着，数字往上跳。高压一百五，低压九十。

“有点高。”我说，“您最近是不是没按时吃药？”

她叹了口气：“有时候忘了。早上起来忙忙叨叨的，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过去了。”

“这药得天天吃。您定个闹钟，或者把药放在牙刷旁边，刷牙的时候就看见了。”

她点点头。我把药装进袋子里，递给她。她接过去，掏出一个旧手帕包着的钱包，一层一层打开，数了零钱给我。

“闺女，你说我这身子，还能撑几年？”

我愣了一下。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东西，像冬天湖面上的薄冰，踩上去就会碎。

“赵姨，您按时吃药，定期量血压，没事的。”

她笑了一下，把钱包包好，塞进口袋里。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过头来：“闺女，你人好。我每次来，你都给我量血压。你比医院的大夫还有耐心。”

门关上了。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她的背影慢慢走远。她走得很慢，像一张被风吹弯的旧报纸，在晨风里摇摇晃晃。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量过多少次血压，数过多少粒药片，撕过多少张处方。二十年，这双手从白嫩变成粗糙，从灵活变成僵硬。指关节有点疼，可能是类风湿，也可能是站得太久了。我没去查过。查了又怎样？还不是得站下去。

九点多，来了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孩子发烧，三十八度五。她急得脸都红了，问我怎么办。我问了问孩子的年龄、体重，拿了退烧药，告诉她怎么吃，吃多少，间隔多久。又拿了退热贴，教她怎么贴。她走的时候眼泪汪汪地说谢谢。

十一点，一个中年男人来买胃药。我问他什么症状，他说胃疼。我问怎么个疼法，他说就是疼。我问饭前疼还是饭后疼，他说都疼。我问大便什么颜色，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们卖药的问这么多干什么。我说不同的胃病吃不同的药，我得问清楚。他哼了一声，拿了一盒最便宜的胃药就走了。

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那盒被拿走的胃药，胃里也跟着疼起来。是气的。二十年了，我以为我习惯了，其实没有。每一次被当成“卖药的”，每一次被当成一台自动售药机，我心里都会疼一下。不重，但频率太高了，积起来，成了一块淤青。

中午吃饭的时候，店长把我叫到办公室。

“红梅姐，这个月的指标还差不少。”她三十出头，化着精致的妆，指甲做得漂漂亮亮的，“您资历最老，认识的顾客多，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说好。我能说什么？我没有办法。指标是公司定的，任务是一层层压下来的。我一个柜台的营业员，一天站八个小时，来多少客人卖多少药，我能变出什么办法来？

下午两点，我趴在柜台上打了个盹。只睡着了五分钟，就梦到自己在发药，一盒一盒地发，永远发不完。醒来的时候，嘴角有口水，我赶紧擦了擦，怕被人看见。

下午四点多，来了一个老顾客，姓周，退休教师，七十岁了，每个月都来找我配药。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吃七八种药。我认得他每种药的名字和剂量，不用他说我就能配齐。

“小张，”他坐在柜台前面的椅子上，等着我配药，“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吗？”

我想了想。上次他说他儿子在南方工作，想接他过去住，他不愿意。

“记得。您不想去南方。”

“对。”他点点头，“我不去。去了那边，谁给我配药？谁给我量血压？谁听我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我笑了一下，把配好的药一盒一盒码在柜台上，给他清点。

“小张，你在这干了多少年了？”

“快二十年了。”

“那你也快五十了吧？”

“四十七。”

他看着我，目光很认真：“小张，我跟你说句话，你别嫌我老头唠叨。你这个人，做这个工作，是积德的。你懂药，又肯跟人说话，还细心。你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对我们这些老家伙来说，有多重要。”

他把药装进包里，站起来，拄着拐杖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来：“小张，再干几年，等我死了你再走。”

他走了之后，我站在柜台后面，愣了很久。

晚上八点，药店关门了。

我锁好门，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街上人来人往，霓虹灯亮着，奶茶店门口排着队，烧烤摊的烟火气升起来，裹着孜然和辣椒的味道。我深吸了一口气，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家走。

回到家，老伴已经睡了。他给我留了饭，放在桌上，用罩子罩着。我揭开来，是一碗西红柿鸡蛋面，面已经坨了，鸡蛋也凉了。我坐在桌前，拿起筷子，慢慢吃着。面坨了，不好吃，但我吃完了。吃完之后，我把碗洗了，把厨房收拾干净，然后走进卧室。

老伴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我坐在床边，从枕头底下抽出那张辞职报告。

我看了它很久。

然后我把它折好，放回了枕头底下。

我躺下来，闭上眼睛。明天早上八点，我还要去药店。还要站在柜台后面，给赵姨量血压，给周老师配药，给发烧的孩子拿退烧药。还要被顾客骂，被店长催指标，被网上比价的人气。还要站八个小时，腿疼，腰疼，指关节疼。

但我还是要去。

因为赵姨跟我说“闺女你人好”的时候，我心里是暖的。因为周老师跟我说“等我死了你再走”的时候，我鼻子是酸的。因为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那些买药的人，那些跟我说谢谢的人，那些记得我的人，他们需要我。

也许有一天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真的干不动了，真的该滚蛋了。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还能撑。还能再站一天。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很软，带着洗衣液的香味。窗外的鸟又开始叫了，还是那种急急的声音。天还没亮。

但我慢慢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