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俗语，两个绰号，百年的血泪
民国年间，一个河南人走夜路，最怕听见身后有人喊“老汤来了”。老汤不是汤，是土匪。一个山东人赶大车，最怕听见路边林子里“嗖”的一声响箭——响箭一响，马匪就到。
两个省，挨着，可土匪的叫法不一样。山东的土匪叫“响马”，河南的土匪叫“蹚将”。这两个词不是随便起的，背后是两地完全不同的地理、生计和历史。一个骑马劫道，一个扛锄头拉杆；一个从明朝就出名，一个到民国才成气候。 一句“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说了上百年，可这句话到底怎么来的，得从头说起。
响马：马脖子上的铃铛，还是马背上的响箭
“响马”这个词，光看字面就带着一股子动静。马跑起来有声响，这是它名字的由来。
关于“响马”的叫法，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土匪骑马抢劫之前，先放一支响箭。响箭是箭杆上装了哨子的箭，射出去会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响箭一响，马匪就从林子里杀出来，客商还没反应过来，货已经被抢走了。另一种说法更直接：土匪的马脖子上挂满了铃铛，马跑起来叮当乱响，老远就能听见，所以叫“响马”。
不管哪种说法，都离不开一个字：马。山东的土匪有马，跑得快，来去如风。一支响箭射出去，几十匹快马冲出来，抢完了就跑，官军追都追不上。清人笔记里对山东响马有一句描述：“响马者，山东路上，跨马带铃，自作暗号之跖也。人多侠气，服甚豪华，莫辨其非，难识其歹。”意思是这帮人穿得体面，看着不像坏人，等你反应过来，东西已经没了。
响马的名声大，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明清的小说。《说唐》里秦琼在临潼山救李渊，对着林子里喊的就是“响马不要逞强”。《儒林外史》里庄绍光路过山东兖州，店家劝他别赶路，说“咱们地方上响马甚多”。小说一传十十传百，响马就成了山东的“土特产”。
可响马不光是小说里的角色。明清两代的官方文书里，响马贼的记载比比皆是。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京畿南边的雄县、任邱一带，“响马大夥多盘据其中”。清代的《日下旧闻考》也说，固安、永清、霸州、文安这些地方，老百姓“好骑射，往往邀路劫财，辄奔散不可获，人号为放响马贼”。
响马不是山东独有的，河北、河南也有。可山东的响马最出名，原因是山东出了几桩大事，把“山东响马”这四个字焊死了。
明朝的马政：养马养出个土匪窝
山东为什么出响马？根子在明朝的一项政策上。
明朝需要大量马匹。军队打仗要马，驿站传信要马，皇帝赏赐要马。可明朝没有足够的官办马场，于是想了个办法：让老百姓替朝廷养马。这项政策叫“马匹民牧”，具体做法是把母马发给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民户，规定每年要交多少马驹。交不够，养马户自己掏钱赔。
这项政策听起来像是朝廷和百姓合作养马，实际上是拿百姓当冤大头。养马不比种地，马要吃料，要喝水，要照料，母马怀孕有风险，马驹成活率看天意。年景好的时候勉强能交上，年景不好的时候一匹都交不出来。交不出来就赔钱，赔的钱往往比养马的收入还多。养马户赔着赔着就破产了，破产了怎么办？跑。跑到哪里去？跑进山里，跑进林子，拉起杆子当土匪。家里有马，有骑射的底子，干抢劫这行当，算是“专业对口”。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江南的百姓被粮食税逼得活不下去，河北的百姓被养马的差事逼得活不下去。明正德五年（1510年），直隶霸州文安县的刘六、刘七兄弟揭竿而起。
他们本来是养马户，因为交不够马驹被追赔，又赶上宦官刘瑾专权，被逼得走投无路。刘六刘七带着一帮流民和响马起事，“一呼百应，聚流民、响马、屯军数千人”，屡败官军，被朝廷骂作“响马盗”，用了三年才被压下去。
明朝的马政，本意是给军队供马，结果供出了一批批的响马。 养马户破产为匪，马匹成了抢人的工具，骑射的本事成了打家劫舍的资本。这项政策在山东推行了上百年，响马在山东也就“传承”了上百年。
山东的地形：山是藏身的好地方
有了马，有了人，还得有地方藏身。山东的地形，太适合土匪生存了。
山东中部是泰山山脉，胶东是丘陵地带，鲁西南虽然地势平坦，可湖泊沼泽密布。有山的地方能藏人，有林子的地方能设伏，有湖泊的地方能跑船。响马抢完了往山里一躲，官军来了找不到人，官军走了再出来抢。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地形，是土匪滋生的天然温床。
山东还有一样别的省没有的东西——《水浒传》的“示范效应”。梁山泊的故事在山东流传了几百年，宋江、武松、鲁智深这些“好汉”的形象深入人心。学者在研究近代山东土匪问题时指出，《水浒传》中对土匪生活的浪漫描写和土匪战术的介绍，无意中为匪患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支撑和战术指导。
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山东很多土匪头子自比宋江，拉杆子的时候讲究“替天行道”，抢劫的时候讲究“劫富济贫”。土匪队伍里的规矩、黑话、山头建制，很多都是从《水浒传》里学来的。一部小说，影响了一个省的匪患文化，这种事只有在山东才能发生。
山东的响马在历史上有一个特殊之处：他们经常和“义军”混在一起。山东历史上多次农民大起义，响马队伍常常被后人当成起义军来看待。 秦末的赤眉军，首领樊崇在莒县聚众起事，为了区分敌我，让士兵把眉毛染红。赤眉军里有很多人原本就是“绿林”出身，和后来的响马一脉相承。这种“匪”与“义”的模糊边界，让山东响马的名声一直带着一种江湖气。老百姓怕响马，可有时候也觉得响马是“好汉”。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其他省份的土匪文化里很少见。
蹚将：修梯田的工匠，拉杆子的土匪
说完了山东，再说河南。河南的土匪为什么叫“蹚将”？
“蹚将”这个词，比“响马”出现得晚得多。“响马”在明朝就出名了，“蹚将”要到清末民初才形成。它最早的说法是“蹚匠”。“蹚”是蹚水过河的意思，引申为奔走、谋生。“匠”是手艺人，木匠、铁匠、泥瓦匠。
豫西南的山地，年年要修梯田、挖沟渠、筑堰坝。干这些活的人，就叫“蹚匠”。他们不是本地的农民，是从各地来的打工者。冬天农闲的时候，地主们雇他们上山开沟筑堰、修梯田。工钱不高，可好歹能混口饭吃。
问题是，这种活不是常年都有。修完了一处梯田，下一处还没开工，蹚匠们就没事干了。没活干就没饭吃。一群人聚在一起，膀大腰圆，有力气，有手艺，可没地方挣钱。这时候，拉杆子当土匪就成了“出路”。
从蹚匠到蹚将，中间隔着的不是刀，是饿。 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就被统称为“蹚将”。同音谐转，又变成了“老汤”。河南人提到“老汤”，就谈虎色变。
白朗起义：蹚将的巅峰和末路
蹚将里最有名的人物，是白朗。
白朗是河南宝丰人，长得高大结实，好拉车，好喂牛。他不是天生的土匪，是被逼出来的。早年被人诬陷入狱，出狱后又被人讹诈，连家里的一匹马都被人抢走了。正好赶上连年大旱，饥民四起，白朗就拉了杆子。
白朗拉起队伍之后，发展速度惊人。刚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到了1913年，麾下已经有八千之众。巅峰时期，白朗军发展到几万人，纵横河南、湖北、安徽、甘肃、陕西数省，和北洋政府的二十多万军队周旋了三年。
白朗和其他蹚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他有目标。别的蹚将拉杆子就是为了抢东西、吃饱饭，白朗要的是“讨袁”。他接受了孙中山、黄兴的一些革命思想，发布的“讨袁檄文”明确提出拥护共和。一个豫西农民，把“共和”两个字写进了自己的旗号里，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蹚将这个群体并不全是只顾抢劫的匪徒。
可白朗的结局和其他蹚将没有本质区别。1914年，白朗军在西征途中遭遇北洋军的重兵围剿，损失惨重。白朗本人也在虎狼爬岭战死，年仅四十一岁。白朗死后，他的部下有的被收编，有的散落各地，有的继续为匪。一个想从“匪”变成“军”的蹚将，到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匪”的身份。
白朗是蹚将的天花板，也是蹚将的天花板被撞碎的地方。
河南的地形和灾荒：蹚将的温床
河南的匪患为什么比山东更严重？
河南的地形，比山东复杂得多。豫西是伏牛山和秦岭的余脉，山脉纵横，林群交错。栾川、嵩县、洛宁这些地方，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越是险绝之地，土匪越容易立足”。从1912年到1938年，栾川一县就有三十杆过境刀客，二十五杆盘踞土匪。
地形只是条件，真正把河南农民逼上梁山的，是灾荒。
河南地处中原，是南北气候的过渡带。旱灾、涝灾、蝗灾，轮着来。民国时期，河南的灾荒频率在全国名列前茅。一场大旱，庄稼全枯；一场大水，颗粒无收；一场蝗灾，连树皮都啃光。灾民没饭吃，怎么办？有的逃荒，有的饿死，有的拉杆子。
灾荒之外，还有兵灾。河南是军阀混战的主战场。直系、皖系、奉系，你打我我打你，打来打去都在河南的地盘上。军队过境要粮要草要人，老百姓被搜刮了一遍又一遍。军阀部队的士兵被打散了，有的回家种地，有的就地加入土匪。枪是现成的，人是现成的，土匪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937年的统计数字触目惊心：河南全省各类土匪有四十万人，豫西一地的土匪就有十多万。河南一百零八个县，有八十六个县曾经有土匪盘踞或活动过。豫西的洛宁县，土匪多达六千七百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三。
响马与蹚将：两种土匪，两种活法
山东响马和河南蹚将，虽然都是土匪，可活法不一样。
响马有马。他们骑马抢劫，来去如风。抢劫的目标主要是过往的商队和旅客，抢的是货物和银子。响马讲究“快”，抢完就跑，不恋战。响马队伍的人数一般不多，几十人到几百人，组织松散，抢一票分一票，散伙之后各回各家。
蹚将没有马。他们本来就是扛锄头的手艺人，当土匪之后还是靠两条腿。蹚将抢劫的目标主要是村庄和集镇，抢的是粮食、牲口和钱财。蹚将队伍的人数往往比响马多，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组织也更严密。豫西的蹚将队伍有“杆”“蹚”“起”的建制，几十个人为一“蹚”，三四百人为一“杆”，上千人成一“起”。
响马出名早，从明朝正德年间就上了史书。蹚将出名晚，要到清末民初才形成规模。响马的名声里带着江湖气，小说里的秦琼、程咬金都是响马出身，老百姓对响马的态度是“又怕又敬”。蹚将的名声里带着泥土气，他们就是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农民，老百姓对蹚将的态度是“又怕又怜”。
响马是“骑马的强盗”，蹚将是“扛锄头的土匪”。 一个在马背上讨生活，一个在土地上找出路。一个来去如风，一个扎根乡土。两种土匪，两种活法，背后是山东和河南两种不同的地理和生计。
临城劫车案：响马的最后一次“大戏”
山东响马在近代最轰动的一次“亮相”，发生在1923年5月6日。
那天凌晨两点多，津浦铁路上一列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火车，行驶到山东临城附近的沙沟山时，突然脱轨。司机发现前方的铁轨被拆掉了一段，紧急刹车来不及了，机车和三等客车一起翻倒。紧接着，枪声大作，一千多名脑后垂辫的土匪从四面八方冲出来，跳上卧车抢劫财物，绑架乘客。
这列火车上坐着不少外国乘客，有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有美国参议员的女儿，有美国记者鲍威尔。土匪绑走了六十九名乘客，其中外国人三十九名。这桩案子就是“临城劫车案”，策划者是山东枣庄的响马头子孙美瑶。
孙美瑶干这件事的目的，不是为了抢钱，是为了跟北洋政府谈条件。他手里有“洋票”——被绑架的外国人质——北洋政府怕洋人施压，不敢动武。孙美瑶开出的条件是：把他的队伍收编成正规军，给他一个官做。北洋政府最后答应了，孙美瑶被收编为山东新编旅旅长。可没过多久，他就被北洋政府诱杀了。
孙美瑶的结局，是山东响马命运的缩影。 从明朝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到民国十二年的孙美瑶，响马闹了四百多年，闹到最后，要么被剿灭，要么被收编，没有第三条路。
从响马到蹚将，两种匪患的根子
“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这句俗语，说了上百年。它的背后，是两个省不同的地理、不同的生计、不同的苦难。
山东出响马，根子在明朝的马政。养马户交不够马驹就破产，破产了就当土匪。有马骑，有武艺，有山林可以藏身，响马就这么“传”下来了。明朝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起义，是响马第一次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民国时期的孙美瑶临城劫车案，是响马最后一次大闹。四百多年里，响马的名字一直在山东的地界上响着。
河南出蹚将，根子在灾荒和贫困。豫西南的蹚匠，农闲时修梯田，农忙时没活干，没活干就拉杆子。白朗从一个被诬陷入狱的农民，变成统领数万人的蹚将首领，靠的不是抢劫的胆子，是被逼到绝路之后的求生本能。1937年河南全省四十万土匪的数字，不是天生的匪性，是灾荒、战乱和贫穷堆积出来的。
山东的响马，名字里有马脖子上的铃铛声和响箭的呼啸声。河南的蹚将，名字里有梯田、沟渠和锄头的影子。两个绰号，一个来自马上，一个来自地上；一个从明朝传到民国，一个在清末民初爆发。可归根到底，响马和蹚将都是同一种人——活不下去的人。
俗语说“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说的不是哪个省的人天生爱当土匪，说的是哪个省的老百姓被逼到过什么样的绝境。响马也好，蹚将也好，这些名字的背后，是几百年的马政、灾荒、战乱和流离。俗语传了一百年，传的是两个绰号，也是一段被饥饿和动荡压弯了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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