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1月8日，北京菜市口，肃顺被押到刑场。这个场面之所以震动京城，不只是因为他是皇族，更因为他曾是咸丰帝最倚重的大臣，掌握过清廷的核心权力。
肃顺出身郑亲王一系，却并非嫡出。父亲乌尔恭阿去世后，爵位由兄长端华承袭，他没有继承家产的资格，只能搬出王府，住在西四牌楼一带。年轻时，他做过地位不高的侍卫，俸禄有限，接触的却是京城各色人物。
这段经历很重要。肃顺并不是一直生活在八旗贵族的优越环境里，他见过旗人子弟的懒散，也知道许多满洲官员已经缺乏办事能力。1836年，二十岁的肃顺参加宗室考封，获授三等辅国将军。爵位不算显赫，但他的才识开始受到注意。
真正改变肃顺命运的，是咸丰帝即位后面对的内外交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朝廷军饷紧张，地方失守，传统的八旗和绿营越来越难以独当一面。咸丰帝需要的，不是只会讲祖制的人，而是能处理棘手政务的臣子。
肃顺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举荐入局，很快显露出强硬、敏锐的一面。他敢于直言，也敢于触碰积弊。咸丰帝曾问他：“朝廷今日最要紧的是什么？”肃顺的回答大意是，不能再让无能之人占据要职，必须用能办事的人。
这句话，后来几乎成了他的政治路线。
肃顺尤其重视汉臣。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人往来，愿意把他们推到更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汉臣熟悉地方事务，也有治理和筹饷的能力，清廷若想渡过危局，就不能只依赖八旗旧贵。
有意思的是，肃顺并非不明白重用汉人的风险。地方团练一旦壮大，军权便可能由中央转向地方。但太平军席卷多省，朝廷连守住局面都困难，若仍死守满汉界限，结果只会更坏。于是，他选择了先救急，再谈控制。
矛盾也由此积累。
1858年的戊午科场案，是肃顺与八旗权贵彻底冲突的起点之一。顺天乡试后，旗人平龄名列前茅，却被查出墨卷与朱卷文理不合。肃顺顺藤摸瓜，查出主考官柏葰等人涉嫌科场舞弊。
案件审理后，多名官员被处置，柏葰被赐死，受牵连者达数十人。对普通士子而言，这像是一次难得的整顿；对许多权贵而言，却意味着原本可以照顾子弟的门路被堵死。肃顺查的是舞弊，碰到的却是八旗集团长期享有的特权。
户部宝钞案又让仇怨加深。咸丰年间财政窘迫，朝廷发行宝钞，货币贬值，户部内部还出现侵吞、挪用等问题。肃顺担任户部尚书后展开追查，偏偏案卷在大火中被焚毁。他没有因此收手，而是继续追查经手人员，宗室、官员和商人都被牵连。
这等于把许多人的利益连根拔起。
肃顺对耆英的处理，也让宗室震动。耆英是皇族重臣，曾主持签订《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奉命赴广州与英方交涉，却在谈判受阻后擅自北返。肃顺认为这属于临阵退缩，坚持严惩，咸丰帝最终赐耆英自尽。
一个宗室成员被逼死，带来的不只是个人恩怨，更是对八旗贵族的一次警告：皇亲国戚若误国，同样可能付出代价。
肃顺还反对承认1858年《瑷珲条约》，在边疆问题上态度强硬，因而触怒沙俄。此时的他，既得罪了朝中权贵，也让外部势力视为阻碍。可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根本依靠仍是咸丰帝的支持。
咸丰帝在世，肃顺有皇权保护；咸丰帝一旦去世，局面立即改变。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咸丰帝北上热河，肃顺随行并掌管大量政务。他权力达到顶峰，却也越来越排斥恭亲王奕䜣、文祥等人，使北京与热河之间形成明显的政治裂缝。
1861年咸丰帝病逝，临终任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同时把两枚印章交给两宫太后和同治帝，规定诏令须加盖两印才能生效。这个安排本意是彼此牵制，却给了慈禧太后联合奕䜣的机会。
慈禧确实想夺取朝政，但她并不是凭一己之力扳倒肃顺。真正拥有兵力、宗室身份和京城根基的，是以奕䜣为代表的八旗贵族。肃顺若留在热河，仍有周旋余地；护送咸丰帝灵柩回京，则必须面对一群早已对他积怨深重的对手。
肃顺身边有汉臣，却缺少能够直接护卫他的军队。慈禧与奕䜣达成合作后，顾命八大臣很快失去主动权。肃顺等人在回京途中被捕，政权随之易手。
按常理，肃顺是皇族，完全可以削爵、流放，甚至幽禁。然而，他此前处置过的满洲权贵太多，柏葰、耆英以及户部案中的宗室，都成为旧账。于是，载垣、端华被赐死，肃顺则被改为斩立决。
刑场上，肃顺没有向慈禧低头，也没有换来宽恕。围观者中，有受过他惩处者的家属，也有对权贵冲突并不了解的百姓。那些嘲骂声，既是对一个失败者的围攻，也是旧利益集团清算政敌的回声。
肃顺的悲剧，不在于单纯得罪了慈禧，而在于他试图用皇权整顿八旗、重用汉臣、清查科场和财政弊案。改革越往深处走，触动的人越多；而他所依赖的咸丰帝一旦离世，原本被压住的反对力量便同时反扑。慈禧借势夺权，八旗贵族借机报复，肃顺最终成了两股力量共同清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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