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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看到一张照片,季羡林、饶宗颐、李嘉诚三人同框。这个场面很罕见。从背景判断,应该是在饶宗颐先生的书画展上。季羡林当时年事已高,常住医院,能出来参加活动本身就说明这场展览的重要性。李嘉诚作为饶宗颐的潮汕同乡,也多次为他的书画展和新书发布站台。三人同框,也代表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化与商业领域各自的高度,而今季羡林、饶宗颐已经去世,李嘉诚也已98岁高龄,这样的画面再也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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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和饶宗颐,学界素有“南饶北季”的说法。钱钟书称饶宗颐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金庸则说“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季羡林是最早向学术界撰文推荐饶宗颐的人,两人在语言学、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研究颇有交集。2008年饶宗颐北上故宫办展,专程去301医院探望季羡林,两人握手时,季老称赞饶公“多才多艺”,又说他的手“很有力”,饶公听了很高兴,说这是长期写字、弹古琴的结果。那天季老还提起饶公1991年在北京办展览的往事,说他和李嘉诚两人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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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书赠李嘉诚先生

饶宗颐与李嘉诚的渊源更深,因为两人同属广东潮汕。饶宗颐是潮州人,一生对潮学用力极深,1970年香港潮州会馆落成时,碑记便出自他的手笔。李嘉诚是潮州潮安人,对汕头大学的捐资兴建、对潮汕文化研究的资助,持续了数十年。饶宗颐曾写过一副对联赠给李嘉诚,如今悬挂在汕头大学。

饶宗颐先生是1917年生人,广东潮州人,自学成家,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有著作七十余种,论文九百余篇。他精通琴、诗、书、画,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等多个领域都有精深造诣。2005年启功先生去世后,西泠印社社长之位空缺了六年,直到2011年,理事会全票通过,选举饶宗颐为第七任社长。西泠印社社长一职有“宁缺勿滥”的传统,而饶宗颐同时具备艺术大师、学术泰斗、文化名人三重身份,正因如此,他才可以当选西泠印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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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的书法,是学者书法。有人觉得我把饶宗颐的书法归入“学者书法”是低估了其书法,我倒觉得相反。学者书法里有学者的味道、学者的气息、学者的严谨,这些都需要以深厚的学术基础作为铺垫。宋以后,学者与文人的分野日渐清晰,文人偏重诗词文赋,书画风格上更洒脱一些。而学者则以考据、研究为根基,书风则偏于沉厚古质。饶宗颐无疑更偏向后者。他的书法植根于金石文字,行草书融入明末诸家的豪纵韵趣,篆书兼采金农、邓石如之长,自成一格。和很多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不同,他的书法虽娴习诸帖,却不为前人藩篱所囿,在其书作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家的影子,但不失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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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的隶书尤其值得一说。饶宗颐对《天玺纪功碑》下过很深的功夫,这件三国吴刻石非隶非篆,篆书的笔意重一些,雄伟劲健,于秦汉之外别构一体。饶宗颐曾在隶书七言联的款识里道:“似隶非隶,戏以天玺碑法再书一遍。”这种自觉的取法意识,与他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一脉相承。他也临《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等汉碑,有《选堂临碑十二种》行世。他的隶书线条老辣苍茫,其中有需要年龄和学养方能达到的沉厚感。这种字,没有高寿,没有一辈子的学术积累,是写不出来的。他的学术支撑了书法审美上的趣味,而这种趣味又通过几十年的书法实践表现在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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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的绘画也是同样道理。饶宗颐的山水画从宋代马远、夏圭的清刚笔法与元代黄公望、倪云林的润泽墨法入手,泛学宋元诸家,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敦煌白描,在仇英、陈洪绶诸家之外开一新路。他曾在《选堂八十回顾展小引》中说:“陈寅恪自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余则喜为不古不今之画。”所谓“不古不今”,不是没有来处,而是不拘泥于某一时代某一流派,在纵览历代名家翰墨的基础上独抒胸臆。他的画,既不同于学“四王”石涛、八大,也不同于致力于改革创新的新文人画,而是在传统文人画的古韵与现代学人的新意之间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他们三人都十分长寿,季羡林九十八岁,饶宗颐一百零一岁,李嘉诚如今仍在世,已近百岁。中国古人说“仁者寿”,说的不是活得久本身,而是因为内心有定力、有修养、有学问而自然生出的从容。饶宗颐先生晚年的照片,目光清亮,坐在那里便有沉静的气场。他的字也是如此,不张扬,不轻滑,笔笔自然。我们常说学术与艺术养人,实际养的是不急不躁的心境。饶宗颐众生做学问、写字、画画,到了百岁之年还能够思考、动笔,这本身就已经回答了艺术、学术与人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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