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东北，宋任穷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那一刻，他没有发表长篇讲话，只是流下了眼泪。四年前，他刚刚离开第二机械工业部，前往东北主持工作。
这滴眼泪，背后藏着一段不太为人熟知的经历。对宋任穷来说，调往东北并不是普通的工作变动，而是一次从尖端国防科技事业中暂时抽身。
1960年8月，中央找宋任穷谈话，准备调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这个职务分量很重，东北是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那里既有老工业改造的问题，也面临经济调整和生产恢复的压力。
按宋任穷一贯的作风，组织决定通常不会反复推辞。可这次，他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希望继续留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直到原子弹研制完成。
有人劝他服从安排，宋任穷仍没有放弃争取。后来，他找到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我很少向组织提要求，这次能不能让我把原子弹搞完？”
邓小平听后明白，他舍不得的不是职位，而是那项刚刚走上正轨的事业。东北的工作同样紧迫，中央需要一位有军政经验、能协调各方面力量的干部，宋任穷被认为是合适人选。
邓小平劝他：“东北的担子不轻，还是你去最合适。”宋任穷知道事情已经确定，便没有再坚持，只提出一个请求：“有原子弹试验的消息，一定及时告诉我。”
这个请求并不矫情。宋任穷此前长期在军队和组织部门工作，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摊子很大，懂军事、懂管理、又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十分紧缺。一次工作讨论中，周恩来谈到各项建设都缺少骨干力量，宋任穷表示，只要工作需要，自己愿意到地方或新的领域去承担任务。
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后来集中到了地质工作和原子能事业上。对一名长期从事军政工作的干部而言，这两个领域都十分陌生，尤其是原子能事业，既需要科学家的专业判断，也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1956年，宋任穷开始主持相关工作。1958年，随着机构调整，第二机械工业部承担起核工业建设的重要任务，他继续负责这项工作。面对一张几乎从零起步的事业蓝图，最要紧的不是口号，而是把人、设备、经费和研究计划真正组织起来。
宋任穷很快意识到，单靠行政命令不可能研制出原子弹。于是，他奔走于中国科学院、地质部门和有关工业部门之间，设法调集科技力量。钱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先后成为这项事业的重要骨干，地质、冶金、机械、化工等方面的力量也被逐步汇集起来。
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矿产资源要寻找，核材料要提炼，理论计算要展开，试验装置要建设，生产部门还要解决大量技术难题。任何一环停顿，整体进度都可能受到影响。
困难很快加重。1959年以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方面停止继续提供有关援助，专家陆续撤回。原有的技术支持突然中断，许多设备和资料也无法继续依靠外部补充。
有人担心工程会因此停摆。宋任穷则明确表示，外国人能够完成的事情，中国人也能够完成。话说起来简单，真正落实却要靠无数次计算、试验和失败后的重来。
在那段日子里，科研人员经常连续工作，工程人员则奔波于不同建设现场。宋任穷承担的任务，是把各部门拧成一股绳，让科学家的研究能够转化为工程进度，也让后勤、生产和保密工作跟得上。
所以，中央决定调他去东北时，他才会表现出少见的留恋。东北的工作舞台更大，责任也更重，但原子弹研制正处在关键阶段，他担心更换负责人会影响衔接，也舍不得离开并肩奋斗多年的同志。
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必须服从全局安排。1960年8月后，宋任穷赴东北任职，把新的重担接了下来。离开第二机械工业部时，他牵挂的仍是那项工程，而不是个人去留。
四年多以后，第一颗原子弹在中国西部试验场爆炸成功。远在东北的宋任穷听到消息后，久久不能平静。他曾经参与组织的队伍，顶住了外部援助中断和技术基础薄弱等重重困难，终于把那声巨响送上了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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